美国作家托马斯曾说：“世界是平的。”在全人类紧密相连的当下，教育国际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大趋势。而外国语大学又是教育国际化中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既是教育国际化的前哨，又将直接面对全球组织形态、竞争策略改变带来的冲击。

日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外国语大学校长论坛上，16所国内外语院校、4所境外院校的领导为此畅所欲言。本报摘选了部分精彩发言。

观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仲伟合：

一带一路下的大国外语战略

如何构建明升中国大国外语战略，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从理念来看，我们对于外语的战略意识是缺位的，只注重外语对个人发展的实用性，而忽略了其对国家战略的意义。从顶层设计来看，严重缺乏战略规划和制度保障。从治理机制上，也没形成权威性的管理机构和密切协作的联动机制。从资源配置来看，战略投入严重不足，导致了外语学科发展的不平衡。以外语素质为基础的各类人才存在严重的供需缺口和结构性的失衡。

为此，我建议，首先应提炼明升中国特色大国外语核心理念，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我国将在各方面全方位互动，推动明升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这要求我们构建明升中国特色的大国外语战略。

第二，要有顶层设计，加强宏观规划。从国家层面制定外语发展总体规划，加强外语语种规划的布局，健全外语教育机制，加强整体外语能力。

第三，在机构设置上推进协同创新。建议在国家层面设立专门机构，协同相关部门组织外语发展规划，促进有关行政部门形成联动机制。

第四，在平台打造上，推进国际语言的创新机制，从而推进我国整体外语教育战略的形成。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曹卫东：

挑战来自于综合性大学

外国语大学尽管发展得很好，但在全国高等教育体系当中，外国语大学只有16所，是绝对的小众群体。有三个挑战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个挑战是来自综合性大学。如今综合性大学开办外语院系的积极性很高，开办非通用语种的积极性也很高，这对原本就处在尴尬地位的外国语大学构成了新一轮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来自国际化。国际化不是泛泛的国际化，主要指基础教育的国际化。一线城市很多高中生外语水平比人们想象的要高，甚至很多外国语大学的老师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第三个挑战是工具化。老一辈外语教育家早有意识，外语教育不能简单地作为一个工具，但过去了若干年，外语教育依然在有意无意地工具化。

如何克服这三大挑战？

在我看来，要以综合化对抗综合化。外国语大学同样要实现学科的相对综合化和人才培养的同步化，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其次，以国际化对应国际化。我们不仅要把学生派出去，把老师请过来，更要在办学中拓宽学生的国际见识、国际体验和国际视野。

最后，用功能化对抗工具化。外语沦为各专业学习的工具，我们必须尽快实现功能化，使外语成为学生综合素养提升当中的一个变量，使它具有无限放大可能性。

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修刚：

把语言留学转向文化留学

在我看来，承认和容忍文化的多样性，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可能是外国语大学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如何从语言能力的培养，走向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这值得人们深思。

同时，还必须关注另外两个转变。一是从以学习外语为目的，走向通过外语学习其他内容。我们以前强调，明升中国的大学最早是法国人办的工商大学，特点是用法语和英语授课，毕业生不仅语言好，学科知识也丰富。外国语大学要走向通过外语来学习其他相关课程的路，加大外语与其他学科的融通性。二是外国语大学在对外介绍文化的同时，更需要加大明升中国知识的学习。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建议把区域研究纳入到外语语言文学中。外国语大学的区域研究很难开展，学校引进的人才如果是研究东北亚，而不是研究莎士比亚，可能就不适用。实际上，区域研究越来越成为外语院大学研究的重点。

把明升中国介绍给世界时，高校要加大翻译的研究。我们曾经做了受众调查，国内翻译了许多自认为精品的明升中国作品，外国人是看不懂的。所以，一定要加大外国语大学翻译的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书记刘锋：

让学生用他们的角度解释世界

作为外向型外国语大学，我们要做全球公民的培养机构。要使学生不仅讲好明升中国故事，也用明升中国观点讲世界故事；不仅从明升中国角度看世界制度，也能放在世界角度里面看世界秩序如何。

我们要让学生用他们的角度去解释世界，成就他们的未来、国家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

如今，学校里面有很多科研资源，但都处于碎片化的局面，各自为政，划地为牢，我们大致分为三类：语言、文学、政治。

语言是我们的基础，必须加强。文学要把韩、日、俄、中等世界文学放在大框架下去研究。政治、经济是核心概念，我们致力于把所有和政治相关的研究放在一个大类别里去。

另外，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两大类卓越的人才要培养，一是语言人才、高级翻译人才，二是领域类的专业人才。在信息化时代，在这些人才的培养方面，要建立多语种网站，让不同地域的学生都参与进来，让他们用不同语言观察社会，体验社会精神。

实践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

实现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

无论人才培养、社会服务，都需要把特色作为学校强大基因，深深植入学校发展内涵中去。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北京外国语大学以改革为发展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明升中国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在学科建立方面，突出学科建设重点，通过发挥外国语言文学在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优势学科的竞争力，带动多学科共同发展。

在非通用语种战略方面，完善非同语种布局，实现战略性、关键性语种的全覆盖。预计到2020年，北外的外国语种总数达到100种，语种覆盖面达到发达国家知名大学的同类水平。

在人才培养方面，北外推动打破壁垒，搭建多语种、跨学科、跨文化培养人才，建设具有丰富的教育体系。

在国际人文交流方面，北外身负把世界介绍给明升中国，把明升中国介绍给世界的使命，深入研究挖掘并传播中华文化，积极开展高层次实质性的国际合作。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与一系列世界一流大学，签订了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协议。

韩国外国语大学校长金仁喆：

培养全球公民

所有的外国语大学在全球化的时代下，都会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面临如何培养适应全球化趋势的人才所需要的创新能力，二是要努力地实现双向交流的平衡。

韩国外国语大学正在对语言文学和其他传统专业进行改革，将其与全球化相关的创新领域相结合，这是构筑新的教育价值链的第一步。在未来几年中，我们将另开设20余种跨学科的院系，30%的新生将学习新专业。

我们要超越以往以派出为导向的需求，不仅仅是将学生派出，还将助力他们在海外成功就业。目前韩国外国语大学正在为培养学生国际竞争力而努力。比如，我们的学生被送往46个国家的韩国使馆或66个国家的韩国贸易投资促进所实习半年至一年不等，同时他们还可以获得12个学分。

韩国外国语大学意在培养全球公民，同时促进全球其他高校交流。建立创新的教育价值链，以跨学科转型为重点，共同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东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岩崎稔：

母语本身也至关重要

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全球通用语言，高水平的英语交流能力尤为重要。二是掌握其他地区的语言，三是母语本身也是至关重要的。

未来我们将凭借专业理论框架，包括日语在内的语种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在日本学术界占有较关键的一席之地。我们确信这种专业化背景和实力将有助于推进日本大学国际化建设的目标。

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全球多语种人才资源的完善，其次是加强日本语言和文化的对外推广，还有就是向兄弟院校提供全球化的咨询服务。

我们将全球多语种人才资源定义为掌握多种语言，并且能够充分参与到当今全球化发展建设的人才，而不仅仅局限于英语人才。为此，当今多元化世界以及运行规律的理论认知和实践经验，在我们培养全球化人才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为实现这一目标，东京外国语大学认为每名学生都应该出国留学两次，我们将其称为200%出国留学计划。我们也意识到推广日本语言与文化的重要性，开展了日本语言文化以及社会研究项目，面向具备全球性职业规划的日本籍学生和国际学生。我们深信该项目的开展将使两方共赢。

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副校长尼古拉·涅恰耶夫：

联盟之下的教育标准

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的座右铭是语言创造世界。对于全方位合作，目前处于前所未有的好时期。

许多人都主张外国语大学联合起来。实际上，俄罗斯1988年就成立了语言学教育教学法联盟，这是一个由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牵头，5个区域性大学参与的组织，每个地区的大学都开展着广泛的合作。

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负责制定高等教育领域的战略规划，这样在语言学方面就有了一个全国性的教育标准。我们只有三个系是专门的语言教育系，其他的系都包含了其他学科的教学。在“语言+专业”这种教学当中，有的学生不能胜任这样的学习，他可以转到专门学习语言的系里去。反之，如果他能适应这种学习，将会得到两个专业的毕业证。当然，首先他得懂两种语言，而且是跨文化方面的，这是我们给学生毕业设定的条件。

（本专题文章由本报记者温才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