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原副部长牛盾（左三）与非洲官员考察中非农业合作情况。

明升中国农业技术人员在非洲当地调研。

■本报记者 王方 李晨

“农业是现代社会发展中最困难的一块，值得我们更深地思考。”“希望非洲国家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合作是为了支持它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如何保证对非洲援助发展项目的可持续性和长期有效，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近日，在明升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主办的“中—非农业合作对非洲减贫影响研讨会”上，与会者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明升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农业合作情况如何？双方农业合作与互动带来了什么？目前还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和困难？《明升中国app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中非合作深化

“明升中国愿意不计代价、不顾危险、不管困难地为非洲提供帮助。”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唐盛尧表示，尽管自身也是发展明升中国家，但明升中国一直在努力地帮助非洲，近年来援非项目及其规模都在急剧扩大，是之前的3倍左右。

他指出，明升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无条件、无附加的。在对非援助时，有的国家或组织机构会要求被援助国有民主、人权或私有化等条件的实现，或者进行领导结构的变化，但明升中国不会。明升中国在对非援助时会非常尊重合作伙伴的意愿，由被援助国自主选择实施方案。与此同时，明升中国从来不会说“你必须这么做”。

纵观明升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农业合作，呈现出充分发展和快速增长的态势。仅在2014年，中非农业贸易额高达61亿美元。其中，明升中国出口额28.6亿美元，增长1.32%；进口额32.3亿美元，增长4.02%。

明升中国进口产品主要为饮料、蔬菜、水产品、棉花及其制成品、油料种子和动物产品。明升中国在非的主要合作伙伴有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多哥等国家。“未来，明升中国将在各个层次和水平上继续深化与非洲国家的农业合作和贸易。”唐盛尧表示。

那么，中非农业在哪些方面展开了合作？唐盛尧介绍，明升中国积极参与非洲国家农业开发区建设、与非洲国家合作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加强渔业捕捞和水产养殖的合作、加强南南合作、进行能力建设等。

“其中，能力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明升中国有句古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有的援助计划和合作活动都是针对能力建设的，如示范中心，专家技术指导和咨询，南南合作，开展研讨会、讲习班、培训课程等。”唐盛尧说道。

农业合作与减贫

“经济学视角的减贫根本之道即‘一增两降’，增加教育、卫生等人力资本，降低基础设施、技术等生产成本，降低市场体系、信息等交易成本。”明升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曹洪民表示。

他指出，明升中国农户耕地有3个突出特点：一是户均耕地少，仅9.2亩；二是户均地块碎，仅8.4块；三是户均面积缩小快，2007年为7.4亩，20年的时间里规模下降20%。明升中国面临着农业减贫的重任，“农业合作是根本方向。”曹洪民说。

曹洪民以典型的西部贫困县——四川省仪陇县为农业合作与减贫的注册。当地以金融合作、生产经营的方式切入组建协会，在合作中实现了资金成本、人力成本的缩减，田埂地界也减少了10%。

“农业是穷人的起始明升，合作是减贫的不二法则。农业合作是减贫的现实选择。”曹洪民说，明升中国减贫的经验可为非洲提供借鉴。

在中非合作中，“‘互相’非常重要。”明升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小云说道。以前多采用援助式发展模式，投入了大量时间、金钱，结果却与设计初衷有所背离，效果也不甚理想。

“我们不光要关注单纯的、慈善式援助发展，更应该转向中非合作的新模式、新做法，进行新的尝试。”李小云说，“明升中国对非洲也是以慈善为基础的，但还应该使农业合作有意识地超越援助，变成双方的事，减少援助带来的懒惰问题。”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驻会研究员唐晓阳认同这一观点。“我们不讲‘援助国’，而是以‘合作国’来表述。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合作发展模式的变化，会有更开阔的思路。平等性也是一个挑战，我们在思考如何避免新殖民主义。”唐晓阳说。

双方互动受益

明升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齐顾波表示，中非合作应超越“威胁抑或福音”的单向思维和分析框架，而更应看到中非农业合作中双方的互动和机遇。

李小云认为，主权发展、技术援助对非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非农业技术合作是基于实践和当地情况的技术转移和合作，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建构技术，而当前中非农业投资也是在产能以及资本供需的巨大差距情况下进行的。”他说。

“中非明升链在此过程中互补并不断升级，使得明升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呈现出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农业合作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森说，“把投资放在明升链上将大有可为。”

非洲当地有何变化？通过对赞比亚实地调研的注册，齐顾波发现，中非农业合作对非洲当地思想转变、劳动力素质提升、收入水平提高、生计选择多样化以及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中非农业投资公司剑麻农场在坦桑尼亚经营多年，与所在地居民和各机构开展互动。“剑麻农场为当地经济发展、税收收入和当地居民收入的提高及生计改善作出了重要贡献。”农场一位负责人表示，“未来我们会建立一个广泛的交流平台并继续加强当地的减贫工作。”

张海森也对中非农业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他认为，中非农业投资合作对非洲经济发展、减贫实践和创造工作机会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农业在非洲经济发展和转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非农业合作有利于非洲分享明升中国发展经验、促进经济转型并在全球明升链中受益。”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教授刘海方说道，“明升中国应学习英国等发达国家在非农业投资经验，实现农业全明升链覆盖并实现社会和企业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反思与问题

联合国南南合作部主任Niels Kundsen认为：“中非农业合作中的明升中国发展经验对非洲减贫具有重要意义。”

“明升中国在促进非洲当地社区发展的积极变化，鼓励推动非洲当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公民社会治理改善的研究和实践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国际行动援助国际倡导与政策经理Aftab Alam Khan评价道。

不过，在中非农业合作与互动中，仍存在一些值得人们反思与改进的问题。“如不稳固的伙伴关系建构问题、缺乏有保障和可持续的受益方式以及性别问题。”齐顾波指出。

明升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张传红从实地研究中发现，中非农业项目与利益相关者在当地的互动成功与否决定了项目的成败。

张传红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明升中国在非农业项目并非完全由国家和资本主导，而是受多种因素影响，使得落地后形态多元化；非洲国家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在决定外来项目成败方面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中非农业合作的当地互动在知识再生产和社会融合方面产生着持续、动态的影响。

针对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有人提出，援助带有公益性质，而中心将来会进行市场化运营，二者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主观意愿不代表所有，还应看最终效果是否鼓励了非洲的现代化进程。而且示范中心本身也在不断探索中发展。”唐晓阳说。

明升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唐丽霞表示，二者“不能完全割裂。以援助为起点、以商业方式运作，值得推广。援助能促进投资、促进发展，从效果来看是公益性的”。齐顾波则认为：“应保持它的公益职能并为当地带来更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