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高校信息公开清单 做好高校信息公开年度手机版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再次让高校信息公开走入公众关注的视野。

事实上，教育行政部门近年来多次对高校信息公开提出了要求，先后出台《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等系列制度，但高校信息公开情况与公众期望仍然差距较大。

日前发表的一则报道也透露，有近半在京211高校未按要求公开信息，即便是在公布信息的部分重点高校中，也依然存在“躲猫猫”现象——在财务领域的受赠捐款情况、校产和国有资产增值信息等方面，或更新滞后，或链接失效。

高校信息公开，究竟有多重要？从政策到落实，高校信息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公开、透明？

信息不透明导致问题频出

最近，一篇题为《朱栋霖教授的公开信》在网上引发强烈反响。苏州大学教授朱栋霖实名披露其在校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包括被迫提前退休、11.52万元绩效工资被克扣等等，并指明学校有财务方面信息不公开等问题。虽然苏州大学随后做出了官方回应，但其所引发的议论仍在持续发酵。

“过去几年，高校腐败现象时有发生，背后隐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校信息公开程度比较低，高校一把手权力过大。”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坦陈。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童文胜说：“近年来，‘拜金主义’盛行，传统价值观念面临严峻考验，教育的‘公平、正义’受到挑战，教师的‘师道尊严’形象大打折扣。这一系列变化，导致高校权力寻租、经济腐败以及一些教师学术道德沦丧等问题的出现。”

“当然，随着《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等制度的出台，我国高校在信息公开方面已取得了长足进步。据我观察，很多高校也已开始公布一些诸如基建方面的主要信息。”竹立家说，“但在细化、量化方面仍存在问题，比如招标过程、采购过程等都不在高校信息公开的范围内。”

“高校信息公开还存在避重就轻问题。”童文胜说，“很多时候，高校会把没有争议的问题放在信息公开网站，把怕引起矛盾的问题藏着掖着，或采取一些特别方式，如放在不起眼的部门网站或是某个专区内公布。”

信息公开倒逼高校改革

“高校腐败、权力寻租等问题的发生，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书记、校长、院长等‘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二是缺乏完善的权力监督制衡机制。”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罗志敏指出，要扼住高校腐败的“命门”，实现阳光办学，最重要的抓手是推动高校信息的全方位、深度公开，即实质性地提升高校办学信息，尤其是师生和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的公开度。

罗志敏强调，对任何社会性机构来讲，信息公开的重要性都不言自明，因为腐败、欺诈就怕公开，乱作为、不作为最怕的也是公开。“当前，时而处于社会舆论旋涡的高校，推动信息公开，可以说是深化高等教育领域改革、加快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大撬杠’。因为其可以倒逼高校进行法治化、去官僚化改革，师生及社会公众也能因此有机会了解、监督、参与高校管理。”

那么，高校的哪些信息应该向社会公开？竹立家指出，高校是非营利性公共机构，因此，考务信息、学术信息，包括学术项目招标、学术职称评定、学术人员晋升等都应该公开。“简单来说，在综合型、理工类大学，除了一些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等信息以外，其他普通的学术研究、思想、项目都应在公开范围内”。

《通知》也要求，各高校要进一步细化主动公开范围和公开目录，做好动态更新，特别要加大招生、财务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力度，主动接受外部监督。

让高校尝到信息公开的“甜头”

竹立家强调，教育行政部门发了不少文件，但高校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依然存在。“据我观察，高校的落实情况一般是出于本校的实际，能落实就落实，不能落实的‘拐个弯’，有些时候，‘拐弯’就是变相的不落实。”

那么，从政策到落实，高校信息怎样才能做到让社会满意的公开、透明？

“既然是信息，就一定要在真实性方面下足功夫。”罗志敏表示，凡是公开的数据信息，都要提交上级教育行政机关存档、备案，并明确责任人，包括各个具体子项目的责任人。

“此外，除了一些涉及国家安全、个人隐私方面的信息之外，应规定清楚信息公开到何种程度。如就某一专项经费支出来讲，不能仅仅笼统地标明总共花费了多少钱，还要告诉大家，这些钱究竟做了哪些事，每件事各花费多少等。”他说。

“在此基础上，高校还应建设专门性的规范化平台来实现信息公开。”竹立家指出，平台要有询问、咨询、监督、回应等功能，不仅提出问题，更要回应问题、解决问题，真正发挥矫正高校工作的效力。

罗志敏指出，要让高校在信息公开方面有积极、坦诚的态度，就应让它们尝到通过信息公开提升自身社会美誉度、从而获取更多办学资源的甜头。“因此，要加大考核力度，将信息公开状况纳入学校的办学水平评估以及负责人的年度考评体系，同时鼓励科研人员、第三方社会组织对各高校公开的数据进行纵向、横向对比式解读，向全社会发布年度评价手机版。对那些在信息公开方面落实不到位的高校，要在资金投入、项目审批、招生人数等涉及学校关键利益的地方加以限制。”

（本报记者 晋浩天 本报通讯员 李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