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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待遇提升就能吸引优质师资，相应的管理制度、专业发展通道等相关配套也须同步跟上，如此才能让个体的教师职业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今后师范类教育将进入调整阶段，控制规模，提升人才培养层次，是未来的主要目标之一。

■本报记者 温才妃

陈君在北京一所高中任教。当年高考，她因教师子女加分，选择了就读师范院校。和她一样获得加分的高中同学有近半个班，“前阵子，在同学聚会上半个班的人互称‘老师’，场面好不壮观”。

而如今这样的情况或将不复存在。不久前，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在第四届两岸四地师范大学校长论坛上表示，拟逐步减少师范类本科招生。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后师范类教育将进入调整阶段，控制规模，提升人才培养层次，是未来的主要目标之一。

不可否认，减少师范类本科生是近年来一些师范院校纷纷做出的举动，那么，它又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怎样的供过于求？

通常而言，减招最直接的原因，来自于市场发出的信号——某一类人才供过于求。那么，此番减招是否源于此呢？

淮阴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伍红林表示，对于地方师范院校而言，多是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比如明升手机、地理、历史、生物、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的师范毕业生，由于中学师资需求相对较少，因此在培养总量上有所压缩；相反，一些市场需求量大的专业，如学前教育、小学教育、特殊教育，反而是有增无减。

然而，对于一些位于发达地区的师范院校，尤其是重点师范院校，除了上述原因，问题更加复杂。

陈君告诉《明升中国app报》记者，北上广的中小学不缺优秀的应聘者，他们来自重点师范院校、“985工程”综合性大学等学校，“由于竞争的存在，现在想要进北京的中学，硕士是起码的要求”。

然而，全国1068万名中小学教师里，只有13万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占比仅为1.22%。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里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方面本科毕业的师范生难找工作，另一方面当地中小学对硕士及以上学历者“求贤若渴”。

另一重要原因来自于师范生自身的职业选择。

有关数据显示，2012年，高中、初中和小学共接收大学毕业生262946人，其中师范毕业生196629人。这也就意味着有6.6万多名录取者，来自于其他类型的院校，占当年新教师总数的1/4。

明升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方平指出，从应聘者本身，师范生的培养、到岗也并非“一个萝卜一坑”。愿意留在城市发展是人的天性。重点师范院校培养的师范生，由于就业时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不选择教师岗位的人相比较地方师范院校的更多。

因此，重点师范院校的师范生流向其他行业，综合性大学志在当老师的人涌入，给人造成了一种师范生“供大于求”的感觉。或者说，这种“供大于求”是城市发展所独有的。

关键在于生源质量

在广大县级及以下的中小学，却又是另一番光景。

有关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3年全国乡村教师的流失率达到30%，将近1/3的教师入职后短期内离岗，而全国农村受教育人数占到义务教育人数的30%，这就意味着1/3的任务靠农村教师承担。

“两个30%说明，即便在发达地区、城市出现教师暂时饱和，但广大的农村地区依然缺口严重。”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侯定凯指出。

然而，承担县级及以下中小学师资主力的并不是重点师范院校毕业的师范生，而是地方本科师范院校、高等师范专app校的毕业生。“他们由于选择机会有限，更愿意脚踏实地地留在基层工作。”对此，程方平、伍红林持一致意见。

然而对于重点师范院校，其享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却是最少的。“如果将优惠政策给予地方师范院校，一个可能出现的改观是，生源质量能够得到保证，因为可以从众多报考者中选拔优秀者。”伍红林说。

毕竟提高教师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招生环节上吸引最优质的生源。

此外，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包括伍红林所在的师范院校里也发生了。一边是缩减师范生招生，另一边每年转专业，“非师范专业”学生又要转到师范专业来（转专业所挑选的一般是最优秀的学生）。甚至由于小学教育就业市场好，淮阴师院该专业还吸引了学校文科状元就读。

因为学生报考专业受就业市场影响很大，伍红林表示，对于地方师范院校来说，如果未来能减免学费，保证定向工作，解决编制问题，这对于优秀的农村学生和相对贫困家庭子女非常具有吸引力，优秀的学生也会更愿意就读师范。这部分孩子毕业后也更愿意、更能够扎根农村和贫困地区，为地方基础教育服务。

而在侯定凯看来，所谓的“优质”，不仅仅在于高分考生，还在于找到合适的人。

他关注到，一些非师范毕业的学生潜质中有适合作教师的因素，而一些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并没有因为4年培养改变性格、心理上的缺陷。“这说明，选才上出现了问题。”纳入自主招生范畴，参考传统的中师选拔方式，除了考察成绩，还要看才艺、综合能力，在他看来这很有必要。

向精英化转型

约有1/4的教师候选人来自于其他类型的高校，就像是跃入沙丁鱼池中的鲶鱼，给鱼池带来了骚动与竞争。

陈君所在的高中就有若干名北大、清华毕业的研究生，尽管仍保持在个位数，但“并不否认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立志教学、专业知识深入，虽然个别博士进来有‘装点门面’之嫌”。

在不少师范院校高教人士眼中，青睐招收综合性大学毕业生属于中小学校长“换口味”的行为，以个案居多。然而，一些高水平中学给出的理由也很直接，相比较师范院校，综合性大学毕业的学生理论基础扎实，发展潜力更大。

而事实上，这已经是一个老问题了。学术性与师范性，长期以来都是师范院校人才培养的一大矛盾。

程方平告诉记者，师范教育有着非常明确的两种功能，师范性和专业性都要兼顾，但兼顾培养的方式往往是到最后两方面的培养都不充分。因此，国外大学鲜少还坚持着师范体系，而是采用四年理论学习加一年理论与实践训练的方式培养将来从教的学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内的师范教育一定要照搬西方体系。

“师范院校是否要走向综合，早在十几年前就讨论过了。在我国的体制下，如果师范类院校走向综合，对于怎么去培养好老师就会欠缺研究，哪怕是教育科研，也更多地从事一般教育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关注教师专门能力的培养。”侯定凯指出了师范走向综合最大的担忧。

然而，由于教学评估中师范院校与综合性大学的指标一视同仁，师范院校又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了综合。

侯定凯指出，这其中有利有弊，利在更便于强调学生的通识能力，弊在上述对教师专项能力培养的冲击。而现今师范院校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在保持传统师范特色的前提下，实现差异化竞争。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例，目前正在探索以教育硕士为主体的教师培养模式，新成立了教师教育学院吸引对教师职业感兴趣的非师范生就读。

伍红林对此表示支持，他认为，减招带来了两种可能：一方面是师范人才学历层次的提高；另一方面随着数量减少，师范生的培养质量要求将会有严格标准，教师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将会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化。这一过程中，教师教育必须要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变”的方面主要是人才培养目标与人才培养模式（如“协同培养”、职前职后一体化）、师范专业认证等方面必须与时俱进；“不变”的则是要坚持教师教育的优秀传统，如师范生基本功的培养。

建立教师公务员制度

如果仅在招生环节降分、免费，培养环节靠差异化竞争、质量提升，似乎依然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很显然，不解决出口问题，减招对于鼓励优秀师范生流向边远地区、农村无济于事。

程方平指出，这些年，师范改革一直在热热闹闹地进行着，但关键性的改革依然比较滞后。“国家的行为要保底，很多政策的出台，首先应该保证基层学校有老师到位。但由于相关政策、法律的缺失，使得基层师资长期得不到保障。”

国家势必要增加基层师资的职业吸引力。

据程方平介绍，在国外，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身份是教育公务员，享有公务员相关待遇。这对我国基层师资建设或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教师法》应该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作教育公务员的规定，这种规定要具体，而非笼统。”

在这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保证服务农村教师的收入与城市平等。如今，城市教师的工资数倍于农村教师，已经让不少服务农村的教师怀疑奉献的价值。

当然，并不是待遇提升就能吸引优质师资。侯定凯补充，相应的管理制度、专业发展通道等相关配套也须同步跟上，如此才能让个体的教师职业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