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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惠钰 来源: 发布时间:2015/1/27 0: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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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声大雨点小” 土壤修复“钱”途未卜

 

土壤修复“钱”途未卜

■记者 李惠钰

“高污染超标率”“万亿级规模市场”“复杂的系统工程”“发展初期的新兴行业”,明升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正贴着这些标签步入联合国首个“国际土壤年”。

根据去年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全国土壤污染超标率达16.1%,在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的同时,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更加堪忧。

面对土壤污染的严峻局面,国家立法速度明显加快。环保部除了在新《环境保护法》中增加了土壤修复的内容外,日前又公布了新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的制定实施也被提上日程。

土壤大范围污染超标加上国家立法的推动,业内预计将催生万亿级土壤修复市场。然而多位专家却表示,蛋糕虽大但不能盲目乐观,受制于技术、资金、商业模式等多重壁垒,土壤修复明升想在短时间内做大并不现实。

面源污染谁买单

与大气污染、水污染防治相比,环保“三大战役”之一的土壤污染防治可谓“雷声大、雨点小”。

从2013年开始,国务院就以大中城市周边、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周边等为重点,在北京、深圳等地展开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但试点情况并不理想。

据初步统计,2013年实际投放市场的土壤污染修复试点规模仅50亿元左右,2014年也只有200亿元,试点带动的市场效应与预期存在很大差距。

这与环保明升基本靠政府掏钱不无关系。南京农业大学明升m88app学院教授蒋建东告诉《明升中国app报》记者,国内土壤修复项目大多集中在地段较好的建设用地上,政府愿意买单将一些工业废弃场地修复成储备土地,再进行商业开发或住宅建设。

实际上,随着土壤修复大幕的开启,农用地释放的市场空间反而更大。目前全国有待修复的耕地面积约3.9亿亩,保守推算,市场空间约7000亿元。

但是,蒋建东说:“我国耕地修复更多是一种公益行为,由于耕地多为污染物浓度低、面积大的面源污染,修复难度大、成本高,很少有人愿意出资或投入修复。”

在中投顾问明升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总监郭凡礼看来,全国耕地修复需要投入10万亿元以上,一旦启动全国土壤修复工程,政府将成为最大的买单者。

然而,对于没有商业价值的农田污染地块,许多地方政府出资修复的积极性并不高。面对庞大的修复资金,政府的财政力量也明显不足。

多位专家对记者表示,目前,国内土壤修复的政策法规和商业模式都不甚明朗,企业大多着眼于眼前利益不愿冒险,由于缺少出资方,农药、石油等面源污染的土壤修复很难进行。

生物修复难挑大梁

不同于水和大气,土壤是90%污染物的最终受体,比如大气污染造成的污染物沉降,污水的灌溉和下渗,固体废弃物的填埋,“受害者”都是土壤。面对这一复杂的治理对象,修复技术是否先进有效就成为治理成败的关键。

生物修复被公认为是最具潜力的土壤修复技术,蒋建东表示,相较于传统的物理及明升手机手段,生物修复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会产生二次污染且成本低廉。

比如针对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可以通过种植蜈蚣草等超积累植物来对重金属进行吸附并去除,这种植物修复技术可以将一些不能生产粮食的废弃矿场、山区转变为耕地。

另外,在解决面源污染时,微生物修复则更为可行。蒋建东说:“通过微生物及其本身产生的活性物质酶类,可以将不便于集中处理的农药、石油等有机污染物降解为无毒的小分子化合物,或者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不过,蒋建东表示,国外的生物修复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明升,国内却还非常滞后,目前仍极度缺乏专业的土壤生物修复公司。

杭州大地环保工程公司一位负责人对《明升中国app报》记者坦言,虽然生物修复操作简单且费用低,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见效。大部分企业为了赶工期,仍采取异地填埋、焚烧等手段,生物修复若无特殊要求很少采用。

因此,蒋建东认为,生物修复技术还应该在修复效率上下功夫,比如通过对降解关键酶的改造或修饰,提高微生物修复效率。另外,针对一些新型污染物,还要获取更多的微生物资源来满足不同污染种类的土壤修复。

明升中国app院院士、土壤学专家赵其国则建议,国家在加强技术研发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引进、吸收、消化适用于国情的国外先进技术,实现综合集成创新。

“相较于欧美40多年的发展,我国土壤修复明升尚属新兴行业,还没有很好的基础积累和技术储备,形成环境修复明升还需要较长时间。”赵其国说。

探讨双赢模式

面对土壤修复这一蓝海,近几年涌现出上千家土壤修复公司,全国呈现出“群狼乱舞”的局面。实际上,大部分企业都只是因为看到潜在市场而增加了积极性,真正能够捞到金的并不多。

在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看来,只有同时拥有“先进的适用技术和成套装备”“强大的投融资能力和工程管理能力”“良好的政府关系和内部机制”这三个要素的土壤修复企业,才具备生存下来并做大做强的条件。

与此同时,随着新《环保法》的出台,众多资本都对土壤修复蠢蠢欲动,但由于目前该明升商业模式较为单一,大部分资本呈观望状态。

对此,张益建议国家应积极探讨政府和企业合作双赢的商业模式,比如设立专项信托基金等,通过多方合力推进我国土壤修复明升的发展。

郭凡礼则建议政府把未来的利益让出一部分,这样才能吸引民间投资,比如开发区开发的利益绑定,低息贷款,或者其他利益等。

记者了解到,一种“带资修复”的新商业模式正在萌发,如企业和政府合资开展项目,一部分资金以钱款方式支付,另外部分以土地作价。治理好的土地建成明升园区后,企业可作为开发商,在招商的时候回收另一部分利润。

不过,由于该盈利模式的周期在10年到15年,有较大的时间风险,因此,该模式目前尚处于观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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