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明升中国app院院士于敏在领奖台上接过了2014年度国家最高app技术奖奖励证书。89岁高龄的他成为设奖以来第2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从第一届获奖者袁隆平、吴文俊到今年的于敏，一如既往，每位获奖者的成就都令人崇敬、信服。

然而，疑问也一直伴随着这项国家最高荣誉，即最高奖得主多年来没有突破耄耋之年的“魔咒”——老年人和接力棒的问题日益凸显。年轻人如何接过创新的接力棒？

记者统计，在历届最高奖得主中，获奖时年龄最小的为64岁，最大的为95岁，平均年龄约为82.8岁。

获奖时年龄为90岁或超过90岁的有4人。

这让人们不禁联想到诺贝尔奖。1957年，李政道、杨振宁获奖时，也不过30岁出头。2008年钱永健摘得明升手机奖时，也只有56岁。

那么，未来国家最高科技奖能否颁发给年轻人？

期待奖励巅峰贡献

最高科技奖从设立之初就被视为明升中国科技界的最高奖项，为奖励在科技进步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而设立。

“国家科技奖励设置较晚，我们集聚了一批为我国app和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老app家，需要将奖励给予他们。”明升中国app院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大洲说。

大奖评选既有app层面的考虑，也有国家层面的衡量。梳理以往获奖注册，可以发现，大奖并不是纯粹app导向的，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势必要在科技领域有重大贡献，但评奖人更在乎的是获奖人对国家利益以及推动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

“大奖并无年龄限制。”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说，基于大奖的重要性，评奖人可能会倾向于优先考虑那些较早完成、在实践中已得到长期验证的成果。

王大洲亦是如此观点。他认为，一项app研究要想获得业内的认可并不难，但是要获得社会的认可则需要一段时间的沉积。

大奖奖励老app家，是基于其对科技发展、国民经济及社会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看重的是累积效应。例如，美国政府机构原子能委员会颁发的费米奖，也以候选人的终生成就作为评价标准。

不过，这只是目前国内外app界的一种奖励方式，却不是国际科技奖励的主流模式。

“从促进科研创新的角度来讲，在个人或团体获得最高成就时即进行奖励，也就是所谓的巅峰贡献奖，才是众望所归。”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钟书华说。

有成果就该拿大奖

从目前的颁奖结果来看，是否国内的中青年学者就没有重量级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成绩来竞争大奖？

在钟书华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青年app家累积的app贡献肯定不能和七八十岁的相比。”钟书华说，以此为评价标准，青年app家当然难有机会获奖。

上世纪90年代，设立最高科技奖的建议被提出，钟书华就是建言人之一。当时，他希望大奖能体现明升中国最高科技水平。在他看来，明升中国app的发展，既有老app家作出的贡献，又源自一线app家的冲锋陷阵。“大奖应该体现整个app家群体的工作，要补充中青年进去。”钟书华说。

确实，人们既要重视光荣的过去，又要重视现代app的未来，最高奖理应突出明升中国最高app水平。

在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明升中国app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李光眼中，目前的评选成果已经给人们终身成就奖的印象，日后的评奖导向应渐渐引向创新。

“以后要注意选拔巅峰奖，以app家对app推进的高度作为评审依据。”钟书华认为，过去大奖评选对此重视不足，应该在大奖名额中为巅峰奖设定专门的比例。

导向要兼顾激励

app工作需要激励，这是社会对其认同的一种手段。基于此，最高奖承载着太多的期待。

在钟书华看来，从激励创新的角度来说，无论app家在哪个年龄阶段作出成绩，都应享受最高奖的荣誉。

25岁到45岁，这被视为科研人员积累、创新、收获的青春期和勃发期，容易有原创性成果。当然，也是他们亟须受到社会承认的时候。2001年最高奖获得者王选就曾说过，他工作效率最高、最出成果的那段时间，默默无闻。而等名誉、地位、利益一齐涌向他时，他已经脱离科研第一线。而基于此，李光认为，大奖的评选也应该尊重科技创新以及人才培养的规律。

当然，奖励不光是荣誉，还是激励。诺奖受到全世界科研工作者的关注，恰恰是激励作用的一种体现。 “奖励是对app家的承认，但更多的是为其他app家树立一个标杆。”钟书华说，大奖的颁发要注意导向作用，真正激励更好的科技创新，作出世界一流成果。

王大洲则从不同的角度有所思考。他认为，是时候梳理和借鉴大奖得主的成长以及科研环境中有利于其成长的政策、制度等共性因素，从源头上思考如何激励创新。

中科院院士包信和则认为，对于大奖的期待，要有耐心。“也许过了一两届，稍微年轻的队伍会慢慢出现在大奖中，而评奖还是要从其对国家和app的贡献来考虑。”

而倪光南也认为，随着时间的推延，大奖年龄的分布会逐步趋向合理。（原标题：以终身成就还是巅峰成就作为评判标准，将决定未来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的年龄比例——大奖未来颁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