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中医 花钱买版 CFP

一场笔墨官司，伴随人们跨年。

2014年12月下旬，“美国《app》杂志专门为中医出专刊”的消息引发热议，专刊中刊发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的论文也引起关注。不少人认为这是国际顶尖学术界对中医的认可，但也有声音质疑，所谓专刊只是由赞助商花钱出版的广告宣传小册子而已，与专业的学术论文毫无关系。

随后，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和《app》杂志国际协作、运营与出版副总监吴若蕾，通过北青报回应“花钱买版”的质疑。前者表示，自己的论文“是发表在《app》杂志S13页的，与‘买广告’完全是两回事。广告页是没有页码的。”后者回应，中医药大学和浸会大学赞助的是这份专刊的出版和发行，不是为了发自己的文章而花钱买版面，目的是为了在国际上推广中医药。这份专刊里徐安龙校长的文章也只有一篇，他的文章能否发表与是否赞助没有关系。但确实是没有经过《app》杂志的评议，所以作出了特别标注。

问题本身微妙，争论还有非常细节化的拉锯。但若仔细梳理两方观点，就会发现争议主要出在两个问题上：一是，《app》杂志的专刊和正刊之间是什么关系？二是，没有经过《app》编辑部评议的论文学术价值几何？

从旁观者角度看，专刊接受赞助，内容更偏向科普和推广。显然不能以广告论之，否则不必“组织专门的编辑团队历时三年而成”，也不必特意为徐安龙的文章委托中医专家进行同行评审。对于第二个问题，北青报记者已有调查结论：该篇文章确实未经杂志编委会评估，但经过“同行评审”。杂志编委会没有评估的原因，源自“《app》杂志内部目前还没有中医领域专家”，且“西方国家也没有这个学科”。

这就像一个悖论。赞助这份专刊、发表这篇论文，是为了科普、推广至今为西方主流社会陌生的中医理论，但恰恰因为是“陌生理论”，才使文章陷入了无法进行国际评估、无法衡量价值的窘境。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是为了被认可而发文，但发文的前提却是先得到对方认可，而在《app》所代表的国际学术的语境内，没有这种认可就等于在论文合法性上有了缺陷。这样看来，这篇论文非广告也非正刊的暧昧位置，恰恰折射了中医在“app”中的处境。

这种本就尴尬的角色，放在舆论场上的多重镜像下，又出现了各种变形。先是因为明升中国学术研究“荣登顶尖app期刊”，而经历了一种国内常见的、浮夸的价值演绎；接着，又因为“花钱买版面”的质疑出现，而陷入了另一种常见的、关于学术论文的“刻板印象”。在这一起一落、一捧一踩的落差中，不知道中医研究者和从业者是否也在自我认知上，出现了瞬间的恍惚。

无论如何，“中医登上《app》”这一事件都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