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汤普森

如今，我们时刻处于全球化的视野中。即使我们的研究可能是本地化的，我们也会留意参与国际性会议、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建立合作关系等事宜。哪些软件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视频会议，而且通讯画面不会有太多延迟，怎样更好地分享文件、图片以及合作，这些都是我们时常彼此交换的心得。

在这个崭新的学术世界里，国际学者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流通性。我就是这样一位国际学者。11年前，我从澳大利亚搬到了英国。我对这一事业晚期的学术探险已经作好准备。

国际学者已经变得很常见了。在我目前所在的英国诺丁汉大学，将近五分之一的学术性工作人员来自英国以外的地区。而这在整个英国也不是什么特殊情况。

实现这样混合的人员组成并非偶然。大学决定要在全球化市场中采取开放的态度，这包括学生和教师两方面。他们特意在海外投放职位招聘广告，并且通过互联网刊发消息。搜索委员会和个人社交网络都被鼓励要积极发布空缺的职位和机会。

他们宣称要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好的申请者，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国际学者为新的英国教育机构带来了各种有趣的好处。

教师在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多样性，可以有效地促进学生的体验。此处发生了什么，别的地方在发生什么，学生有把二者联系起来的需求，而国际学者正好可以满足这一点。我们把自己家乡的文化、学术、历史以及生活方式融入到教学中。我们向学生提供一些经验并阐释之，如果不这么做，这些内容学生很难获得，而且会觉得艰深、遥远。

国际学者通常认为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人人都是可以被教育的。我们向学生乃至大众显示出，在我们的教育机构中，尤其是全球化的学术机构中，这种国际属性是很普遍的。正如罗伯特·赖克教授所写的那样，我们是典型的移动的全球化知识工人。我们告诉学生“他们也可以成为的样子”，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努力工作。

国际学者为新雇主带来了竞争优势。当前，申请经费的数量、论文引用率和学术声望是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硬杠杆，国际学者在这些方面都是可以计量的。此前，我们可能认为国际学者的知识对于新雇主非常有用，而现在，我们可以来自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或机构，这本身就是利益所在。

我们还可以贡献高引用率，我们带来了之前所在地的读者，与前同事进行合作，还在新的国家中增加了新读者。我们还可以为新机构带来尊重，比如我们被邀请回故乡，以国际专家的身份参与重要活动或者领导著名的项目。

所有这些“这里”“那里”的事情创造出了一个有些模糊的国际学者的使命。一方面，我们想在新的定居地继续追寻学术。而这种移动带来许多颇具吸引力的事情，研究兴趣的转变首当其冲，这是我们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另一方面，与之前的所有人际关系保持联系，怎样维持那些人际关系、学术团体的活动，我们也需要为此付出努力。

对于大部分国际学者来说，双重思维和双重存在感都在日益增长。我们既不是简单的外来者，也不是移民学者，但是我们必须横跨两个地点和两种背景，我们要考虑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避免向某一方过多倾斜。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对此深感疲倦，便选择了回家。而剩下的一些人则留了下来，继续适应。

拜访和体验那些此前只能在书本里读到的地点或经历，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并为此时刻作好准备。那么，留下和离开这两种状态兼具，便成了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

（作者系英国诺丁汉大学教育学者，本报记者韩琨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