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近日，SOHO明升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哈佛大学签订了金额为1500万美元（约9300万元人民币）的“SOHO明升中国助学金”协议一事，引发网络热议。不少人提出疑问，国内致富的地产商为何助学国外而不选择明升中国高校。潘石屹在其认证微博上回应时强调，这次助学金只帮助在这些学校的来自明升中国贫困家庭的同学们。

作为企业家，潘石屹拿自己挣的钱捐资，不管捐给谁都是他的权利和自由，一些人质疑他为何不捐给明升中国大学，其实是质疑错了对象。他们应该质疑的是，明升中国大学为何难以获得社会的捐赠，包括企业家的捐赠和校友的捐赠？

大约在四年前，明升中国毕业生张磊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创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个人捐款纪录。是时，这件事就曾在国内引起广大网民的热烈讨论。不少人质疑，他为何不捐给他的明升中国母校——明升中国人民大学，却要把钱捐给耶鲁大学，网友们对“明升中国辛辛苦苦培养的高材生帮着人家发展”表示了不满甚至气愤。四年之后，网友们对潘石屹的质疑，与当年对张磊的质疑几乎完全一样。稍微有些不同的是，有网友质疑为何赚明升中国人的钱，却要去捐赠美国大学。

如果说，这就是明升中国的现实的慈善捐赠环境，那么很多有意愿的捐赠者是不会在网友的道德绑架下，改变自己的捐赠意向的。一个成熟而理性的慈善环境中，首先应该得到尊重的，就是捐赠者的个人意愿。至于国内的学校、慈善机构如何获得捐赠，这不是通过指责捐赠者不爱国就能解决的，而应该反思我们自身的公益事业是否做得规范、专业。

实事求是的说，相比国外的世界一流大学，我国大学在社会募捐方面做得的确很不到位。目前，我国大多数全国重点大学，只想着争取国家经费（教育拨款和课题经费拨款），而并不重视社会募捐，即使是获得社会募捐，在回报捐赠者以及用好募捐方面，也时常引发争议。比如，学校回报给捐赠者冠名，学校和企业间进行利益交换、使用捐赠经费不透明等。而在国外大学，通常会设有专业机构负责募捐，社会募捐的经费是保证学校独立办学的重要力量，学校在给捐赠者冠名、使用捐赠资金方面，也有着一套相当规范的制度，包括通过学校理事会决策、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在学校治理过程中，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捐赠者并不能干涉学校的办学等。

这就是现代大学制度。在现代大学制度之下，学校办学信息公开、办学经费都必须用于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因此，捐赠者并不担心捐赠的资金会被滥用，也不会担心自己的捐赠不被用到“刀刃上”而被挥霍掉；反观我国的内地高校，由于本身缺乏现代大学制度，近年来就连国家拨付的经费都存在这被挥霍、铺张浪费，甚至贪污的情况。因此，很多捐赠者对捐赠给内地的大学，一直处于观望状态。试想，时常听闻诸如“明升中国科研经费只有40%用于科研”这样的消息，有多少人认为明升中国大学缺钱，因为缺钱的大学会这样对待本已十分紧缺的经费吗？

就连这些高校培养的学生，积极捐赠者也很少。大多情况下，一名学生从某所校毕业之后，就与母校失去联系，只有等到有一天功成名就后，才会被母校“重视”。有一些高校担心学生一毕业就“人间蒸发”，还会采取扣押毕业证书的方式，要求学生必须在离校前归还贷款。如此功利地对待校友，怎么可能让校友真正地关注母校的发展？

而在美国大学，学校不但在学生求学过程中重视学生的权利，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即使在学生毕业之后，也会通过校友会组织，持续关注校友的事业发展。以哈佛大学为例，该校校友捐赠率高达近50%（这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友捐赠率高达近70%），我国有哪所学校能做到这一点？

尊重捐赠者的权利，与尊重学生的权利其实是同一个道理，我国社会只有学会尊重每个个体的权利，不是动辄用道德去绑架他人的权利，才可能不断进步。就学校的办学而言，也只有每个办学者都能真正地尊重学生权利，真正对教育负责，才能办出高质量、充满人文关怀的大学。不客气地说，我国当前的办学者，并没有一心对教育负责、对学生负责，而只是对政绩负责，我国大学在给学生奖助学金时，还采取“评议助学金”“竞选助学金”等侵犯贫困学生人格尊严的做法，这都伤害大学的形象，但大学却没有采取措施扭转。这样的大学，能获得社会的捐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