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最近，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发布2014年亚洲大学排行榜，东京大学再度蝉联第一，新加坡国立大学排名第二，香港大学位列第三，韩国的首尔大学第四，明升中国内地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列第五和第六。明升中国香港地区高校在百强中占据六所，且全部在前50名之列。

虽然排行榜并不能代表全部，但一个地区的高校能有这么突出的表现，还是值得关注。在笔者看来，香港地区的高校之所以能办出高水平，与其基本的办学制度密切相关，即政府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但却采取现代大学制度方式，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让学校能按教育规律办学。

香港科技大学的快速崛起，一直令内地高校艳羡。而分析这所大学的成长之路，不难看到现代大学制度对一所大学的重要作用。在香港科大的筹建阶段，香港政府首先要做的是任命一个由政府代表、社会贤达、学界专家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不仅直接负责校长的遴选和任命，而且在校长上任后直接负责对校长的问责和监管。学校实行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行政无法干预教授的教育自主权，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允许自由表达、参与学校事务和公共事务。

近年来，把我国大学办为“明升中国的某某大学”，一直以来是我国政府官员、学校领导经常挂在嘴边的目标，诸如东方的哈佛、明升中国MIT等等。在本世纪初，我国不少大学都列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还有的大学完全按照国外大学的“外形”进行建设，比如，在大学旁边搞一个科技园，想打造明升中国的“硅谷”“128公路”；在学校内部，也比照相关大学设置学科。但是，这只是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形似，而不是神似。只有真正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才能让我国大学融入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

2007年，笔者曾去香港中文大学考察。言谈之中，香港中文大学的学校领导、教授与学生，对学校的本科教育如数家珍。一位商app生告诉我，中大的商科本科很强，但研究生教育就谈不上了（其实,中文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已连续三年获Asia Inc.杂志排名为全亚洲第一位）；中大的学校领导，在介绍本科教育时，说中大本科毕业生在香港地区雇主调查中，九项指标七项列第一，两项列第二，而谈起研究生教育，他们并不忌讳自身并不具备很强的实力（与世界一流水平相对而言），并坦然告诉我，相当部分优秀的本科毕业生选择海外大学继续攻读学位。

这与内地高校介绍学校时，着重强调其研究型大学特点，突出介绍硕士、博士研究生数量与规模，满足于研究生招生数量甚至超过本科生数，形成很大的反差。可以说，香港地区的大学，清晰地知道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所在，于是他们十分注重本科教育——在香港中文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明升中国两院院士均要求上本科生课，担任学生宿舍主任的，全是教授，而在其书院中，指定（邀请）有几十名教授，每位教授联系30~40位学生，每两周必须和学生进行谈话与沟通。他们重视内地的招生，虽然仅占总体招生名额不到10%，却愿意将招生名额分布到20多个省市，并在招生期间派人到各地进行宣传，并为内地学生到学校学习准备了5000万元港币的奖学金。

香港大学等高校在内地的自主招生，不仅允许学生以多个考试成绩进行申请，以方便考生，而且并不限定学生只选择本校，这是在用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来赢得生源竞争，与内地高校擅长用录取政策、录取优惠来圈定学生，不可同日而语。内地高校近年来的自主招生，不是在扩大学生的选择机会，而是在限制学生的选择。以2011年推出的联考来说，参加联考的大学，结成不同的“集团”，总是想方设法让学生在参加联考时就做出“二选一”或“三选一”的选择，学校美其名曰为学生考虑，帮学生作选择——不过最终只能获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何必要参加多个联考呢？

内地高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反映出学校惧怕选择、竞争的心态。如果这种心态不加以调整，面对境外高校的“抢生源”之举，内地高校将毫无还手之力。正是由于有完全不同的招生理念和教育理念，近年来境外高校在内地的招生，优势越来越明显。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境外名校并没有“以我为主”，为学生申请制造限制，设立新的门槛，而是结合内地考生的实际，采用更多元的评价方式。澳洲的悉尼大学，也宣布认可内地的高考成绩，高考成绩达到一本线，就可提出申请。从中可见，国外大学，一直坚持服务路线——他们在推出这种做法时，没有高调宣布“以学生为本”，可考生们却真切地感受到了。而紧随悉尼大学之后，更多的海外名校在考虑以更优质的教育服务，吸引我国内地的优秀学生。

我国内地高校要清醒认识到与港校的差距，并反思产生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要让内地高校提高办学质量，吸引优秀生源，就必须推进高校管理制度改革，真正建立现代大学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