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为什么反对建设焚烧厂？”在近日由中科实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和明升中国app院研究生基金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中科集团环境保护论坛上，明升中国建筑设计集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徐文龙说这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人们对选址决策不赞成，对垃圾焚烧技术不了解，对污染控制及监管不信任，都有可能最终导致公众担忧。

近来，杭州余杭、上海江桥、广州番禹、北京六里屯等地的垃圾焚烧项目事件纷纷走进公众视野，要不要建、在哪建垃圾焚烧厂等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在当天的论坛上，“如何解除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的公众忧患”这一话题也引起了多位专家学者的热议。

有言论称垃圾焚烧厂事件的危机要归结于app技术的不成熟，这让不少专家学者感觉背了“黑锅”。

首先是垃圾焚烧的标准，明升中国环境app院环境工程技术研究所所长王琪说，标准制定的前提是风险评价，最初标准值是在人体最大接受风险条件下制定的，但实际来看，任何一个标准在制定时并不采用这个值，而是高于这个值。

他举例说，按照风险控制原理，二英（一种无色无味、毒性严重的物质，多源自城市和工业垃圾焚烧）的排放标准达到每立方米50到80纳克就可以接受，但是由于二英毒性的确较大，加之“被舆论炒得很厉害”，根据技术可行性，技术方又把“底线”抬上去了，迄今国内采用的都是每立方米0.1纳克的标准，远低于国标要求的每立方米1.0纳克。

然而，如此高的标准似乎并不能化解公众的信任危机。

在环境保护部法规司司长李庆瑞看来，标准虽高，但违法成本低，惩罚力度弱，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几年前紫金矿业因污染问题被罚款后，其股票非但没有下跌，反而涨停。“罚款数额高达3000万，已经是近年来最大的一笔罚款，但还不足企业净利润的千分之三。”

这些并非一个简单的app或技术问题能够左右。然而，让徐文龙“忧心”的是，这些污染事件带给人们一个误解，即垃圾焚烧不可信，甚至将其“妖魔化”，但从app上讲，从垃圾填埋转变为垃圾焚烧，节约土地，有助于垃圾处理可持续发展。

在这件事情上，还有另外一种声音——非要建焚烧厂，也可以，但是别建在我家附近。

“选址难题归根结底是‘利益问题’。”徐文龙说，在韩国，垃圾处理费中的10%用于改善和周边居民的关系。台湾每焚烧处理1吨垃圾，政府拿出50元台币作为回馈资金，用于亲民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如温水游泳池、健身中心、运动场、公园等。

王琪曾到日本一座深山里的焚烧厂参观，他发现，当地的焚烧厂建得跟“公园似的”，一打听才知道，建这所“公园”就为了住在附近的几户农民。

“日本焚烧厂附近的房价反而会上升。”王琪说，日本垃圾焚烧场叫“Green Park”，一旦建成垃圾焚烧厂，周围配套设施非常齐全，给开发商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房价也因此起来了。

更有意思的是，由于垃圾焚烧处理技术的革新，国外一些垃圾焚烧厂甚至建设在城市中心。比如，奥地利维也纳的Spittelau焚烧厂位于市区，距离居民区仅200米。法国巴黎的Ivry焚烧厂距离塞纳河仅200米，距巴黎圣母院仅4.5公里。

在王琪看来，我国焚烧垃圾厂出现诸多问题的实质在于国家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城市的管理水平达不到城市进程的发展速度。最明显的体现就是，焚烧厂选址决定于领导一句话。而在国外许多国家，地质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接收条件要经过专家学者反复综合考虑后筛选。

“要解除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的公众忧患，一方面app技术工作者要做工作，但另一方面，民主法治还要不断发展完善，毕竟，能否满足公众利益，其实是民主法治、app技术等综合能力的体现。”王琪说。（原标题：别让app技术替管理问题背黑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