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型大学里面，一个教师要想真正把学生教好，还得搞科研。”11日，全国人大代表、国家自然app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就在去年全国两会的前一个月，杨卫从浙江大学校长调任至现在的基金委工作，“原来是负责高校的管理，现在变成全国app基础研究方面工作。”从校长到主任，杨卫用这样一句话总结了自己工作的变化。
身份的变化让他对当前高校老师如何平衡科研和教学两者的关系有了更深体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杨卫表示，很多研究型大学的收入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科研经费的收入。
他以曾经工作过的浙大为例，当时学校40%以上的收入就来自科研经费方面。而来自与于教育的，比如申请拨款、比如学费，可能只有10%多一些。
“每一个学生一年交5000元学费，浙大有两万多名本科生，一年学费收入大概是1个亿，而学校每年的财政收入是70多个亿。”杨卫说。
“香港所有大学的科研经费拨款加在一起，不如一个浙江大学多，但香港财政予以大学生均拨款基本上内地大学的10倍。”杨卫表示，尽管国家对高校生均拨款比以前增加了，但与科研经费的拨款还是差很多，“这个是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不过，他认为，在研究型大学里面，一个教师要想真正把学生教好，还得搞科研。“他(老师)因为搞科研而不搞教学，这个是不对的。能不能把最先进的东西，用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融入到大学和研究生的教育中，这是取决于一个学校是不是能够培养出高水平人才的关键。”杨卫说。
“对于学生来讲，不光是接受已经有了知识，他还得养成具有创造的能力以及对前沿app的了解，这样他才能在毕业的时候站在更高的起跑线上，有更好的能力做自己的事情。”杨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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