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锐
我们一生要办多少个证呢？常见的有103个。这是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给出的答案。近日，在广州市两会政协各界别委员座谈会上，曹志伟携一张长图亮相。这张长达3.8米的“人在证（征）途”，直观地展现了市民办证的繁冗。
很明显，曹志伟展示“人在证途”的目的在于呼吁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减少办证种类。民众办证繁冗的问题并非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今年1月，就有媒体报道：“一个明升中国人一生可能需要70多个证，属于‘必需’的有30到40个。”
无论是103个，还是70个，其中一部分证件，如身份证、学生证、驾驶证等或标明了我们的合法权利，或反映着我们的法定义务，再或证明着我们的身份和能力，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不可否认，还有相当一部分证件是重复与非必要的，比如退休证和老年证。既然人已经退休了，必然已是老年人，二者完全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合并。此外，既然二代身份证已实现信息化、智能化，为何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刷”一下身份证完事，反而依然需要户口本、无犯罪证明等材料？
更严重的是，民众在办理这些冗余证件时，往往需要多次往返相关单位，还得不时忍受被媒体归结为“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办证态度。这无疑降低了社会的运行效率，浪费了社会资源。既然如此，这些没有使用价值、只能徒增烦恼的证件为何会长期存在？
部分专家认为，原因在于“公民信息管理方式落后，政府部门间存在行政壁垒、信息‘孤岛’，部门各自为政（证），造成政（证）出多门”。
不过，笔者认为，导致冗余证件层出不穷或许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每一个证件的背后，都代表着一次行政审批和一种权力。而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可能滋生腐败，因为一些主管人员可以借办证来谋求个人利益。他们或者拖延正常办证的完成时间，例如央视曾报道，一名在北京工作的小伙子往返老家河北武邑六次，行程三千公里才办好了护照；或者违规办理不符合条件的证件，例如陕西“房姐”龚爱爱拥有四个户口和身份证。
因此，解决“人在证（征）途”的核心在于对权力进行约束。这就要求政府部门继续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尽可能多地取消行政审批项目，落实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政府要‘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讲话精神，将相关权力交予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确保每一次办证都是一次权力服务公众的过程，而不是干扰和影响民众生活的过程。否则，任凭政协委员展示“证件长图”，也只能是引媒体一时关注，除一时之弊，但谁又能保证，各种证件不会在利益的驱动下，“春风吹又生”呢？
《明升中国app报》 (2014-02-25 第1版 明升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