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寒假，都可称得上是高校学生毕业前备受煎熬的“冷冬”——不管是为继续深造的录取成绩而担忧，还是为走向社会的就业出路而发愁。
今年，一个名叫陈德旺（）的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冷不丁”地关心起了学生的科研工作。之所以说是冷不丁，因为科研工作在不少人看来与继续深造、就业都无甚关系，尽管，对绝大多数研究生而言，其整个学生生涯最重要的训练都基于此。
“找工作”竟成了研究生毕业季不做科研“光明正大”的理由？前不久，陈德旺在自己的博客里抛出了这个问题，并将被耽误的研究生科研工作描述为“科研烂尾楼”，意为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引发科教界的热议。
本报记者采访包括陈德旺在内的高校一线教师和学生时发现，虽然“科研烂尾楼”是个新提法，但这一现象在高校屡见不鲜。而这正是值得警惕的——“科研烂尾楼”造成的，对app不再敬畏、对学习不负责任、对经费使用不够认真的风气正一步步影响青年学生的行事作风。
毕业季伴生“科研烂尾楼”
对于研究生和导师，这两种角色原本有一种科研工作的“默契”：导师申请的课题要靠学生完成，学生则通过参与导师的项目学习本领，完成学业。但这种默契随着毕业季的到来而渐渐出现裂痕。
投简历、面试、签约等必办事项逐步登台，诸如“等我找到工作了再来搞科研”之类的话，开始频频传入导师的耳朵。有的导师“出于理解”选择网开一面，但真的等到学生找到了工作，事情又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根据陈德旺的描述，一种是，“有的学生虽然回到了学校，但是人在实验室，心却早飞到了别处”；另一种则是，“有的学生甚至招呼也不打，直接到工作单位实习去了”。
就这样，还有一公里才跑完的科研工作“被撂下了”。
这还不是个别现象。华南师范大学神经生理研究所所长李东风为研究生“科研烂尾楼”下了定义：第三年毕业季研究生工作已全面铺开，有进展或接近尾声，但由于学生忙于找工作而使论文质量无法保证或留“尾巴”。
面对青年学生群体里这些拔地而起的“科研烂尾楼”，不少导师很是无奈——
一方面，“科研烂尾楼”让导师们痛心疾首，用陈德旺的话说：“像加热到80～90摄氏度的水，再加一把火就烧开了”、“等后来的师弟、师妹再从头烧起，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酿成科研烂尾楼后果的研究生，导师们又“不舍得卡”：“硕士生助学金只有3年，不通过对学校是麻烦事，而且要是逼急了，学生跳楼了导师也付不起这个责任”、“还是得高抬贵手，毕竟相处几年也是有感情的”。
此外，一些高校不甚合理的研究生培养时间安排，从某种程度上加重了这种局面。陈德旺说，学生研一年级，整个一年都用来在上专业课，直到第3学期即研二年级才着手科研论文的开题，第4学期只够做一半，到了第5学期尽管还没做完，但就跑去找工作了。
今年春节期间，休息不到10天的陈德旺早早投入实验室工作，但他告诉记者，只有一个学生过完年就赶回学校，“相对积极”地做起了科研，“其他的就只有放羊了，尽管抓得紧，但这也只能靠自觉了。”
在“科研烂尾楼”现象的讨论中，“导师”被不断提及。
身上压着烂尾楼的师傅能否带出建筑真理殿堂的徒弟
李东风将导师和研究生比作“师徒关系”，在他看来，导师的正确引导能让学生避免出现烂尾楼现象。然而，现实中一些导师自身工作忙、兼职多，对学生的督促和指导却不尽如人意。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答辩每年都会在5月中旬至5月底间集中完成，6月份召开学位授予讨论会。李东风告诉记者，他的学生一般论文完成情况顺利，从5月20日开始即可答辩，但学院里有些老师的学生有的会因为论文质量拖延到6月初，甚至有的同学临到答辩前一天论文仍未定稿，“可想而知，这样的论文效果会如何？做的东西又如何？”
导师似乎还应该扛起对学生规划的责任。华南理工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教授汪晓军说，作为研究生培养的“总设计师和规划师”，导师对每个学生的研究都应有相应的计划。“重要的科研项目不能指望硕士生，也不可能完全给硕士来承担，否则就有烂尾楼问题。”
然而，不管来硬的督促，还是来软的指导，对于科研烂尾楼的问题解决似乎只是治标不治本。
李东风说，如果个别导师本身科研能力不高、科研方向不稳定，对学生的科研把握没底气，学生科研进展也会受到影响。“有的老师上完课就完事，能提个副高职称就好，连教授都不需要，也没其他要求。”他说。
更为重要的是，当导师手里还握着一笔科研烂尾楼的“债款”，如何身体力行将学生指导好？换言之，身上压着烂尾楼的师傅，能带出筑起真理殿堂的徒弟来吗？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彭真明告诉记者，在他眼里，现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烂尾楼太多了，“基础研究本身就是个长效机制，三五年也做不出什么东西，拿几篇阶段性文章交差的非常多。”
由于一些科研工作者能在社会兼职等工作中能找到更为宽阔的 “钱路”，因此，心思就根本没放在科研上。在他们身后，往往是更大的“烂尾楼”。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科研烂尾楼”是一个症状表现在学生身上，病根儿却出在导师，以及被科技界诟病已久的重立项轻验收科研制度的问题。其破解之道若从学生下手则是本末倒置，从导师开刀、从导师和学生所在的环境问责才能切中要害。
重立项轻验收的科研制度亟待改革
“重立项”，指的是科研人员对于研究课题和科研经费的狂热追逐，甚至已经到了一种撼动科研工作主体位置的地步。根据明升中国农科院2012年的统计，该院各个研究所科研人员用于app研究的时间占全部工作时间的平均比例为51%，其余时间主要用来争取项目资金、参加各类会议、项目中期检查、项目总结验收等事宜。
科研工作者在科研项目“立项”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可见一斑。而对高校教师而言，在论文发表数量、课题项目数量的评估指挥棒下，“拿课题”成为不少教师一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相比之下，结题与验收，这道对科研投入检查的最后一关，却更是像在“走形式”。
明升中国app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曾以《对我国基础app研究的几点看法》为题撰文谈及此问题，在他眼中，国内“轻验收”的表现主要有：不拷问真正的app价值，只看SCI文章；一些忽悠的课题并不会在结题时遇到麻烦。
究其原因，王贻芳说，现行管理部门加评审专家的制度并不app。因为责任不明，专家一般也不会为难课题组。而如果采用按学科由app家自己做主，同时聘用主审专家，实行终身负责制，有app家自己利益的约束在里面，问题会好一些。
同样是“严进宽出”，青年学生群体出现烂尾楼的原因如出一辙。陈德旺说，“项目通过率太高肯定是问题，你请专家来评审，专家也不好意思说你不行。”在他看来，除非向博士论文的“盲审”看齐，请不认识的专家，并设置一定的淘汰机制，“科研上就应该实事求是，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到了必须要改的时候了！”陈德旺说。
去年11月份，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依照规定应该开放的一律对社会开放。建立创新调查制度和创新手机版制度。
在那以前，科技部部长万钢也曾在2013浦江创新论坛提及手机版制度和创新调查制度，他还说，“我们反对同一个研究团队拿着同一个研究的项目，在同一个研发阶段当中向不同的科技计划、不同的部门去申请。查处的目标不是为了取消，而是寻找最合适的项目去支持，这是对国家财政负责的态度”。
相比之下，对于和企业合作横向课题的结题验收，不少一线教师更多抱着“战战兢兢”的态度。
甚至有种说法是，“拿国家的钱容易通过，拿企业的钱却不太容易”。汪晓军告诉记者，“企业的钱一般只给20%启动，干得好剩下的全部拿走，干得不好就此打住，更糟糕的可能还会把钱要回去。”
值得庆幸的是，作为未来改革的方向，这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也有所体现：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原标题：《别让“科研烂尾楼”之风腐蚀未来app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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