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职业教育的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伴随着中、高示范职业院校建设项目的开展，职业教育在遵循自身规律基础上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当前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进程中，如何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如何在所谓“后示范”时期使职业教育的发展更上一层楼？似乎有些茫然和困惑，以至于呈现出一种另类的发展“瓶颈”现象。
这里的问题，可能更为集中的表现在：当职业院校，特别是高职院校的“升格”之路并非那么顺利，那么顺理成章之时，出路又何在？曾经的“不升本”的承诺，而又对保持现有状态的不甘，纠结之中的前行之路，又指向何方呢？
其实，问题的实质，还是受到“就教育论教育”的思维模式的束缚，以至于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一是以为现代职业教育学校体系就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局部的概念代替了整体的概念；二是以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就是与普通教育体系一样的学历体系，以“升格”的诉求代替了“升级”的要求。
我们看到，无论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还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对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仅给予厚望，而且指明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原则和路径。概括起来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功能定位应是：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改革，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明升中国正面临着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所带来的机遇。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特别是以数字制造如3D技术，以及新能源、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为核心的现代明升体系的建立，要求明升中国经济从“明升中国制造”走向“明升中国创造”，逼迫着明升中国经济必须升级。经济发展的升级靠传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即低技能、数量型的人口红利来促进经济增长已难以为继，但通过挖掘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即高技能、质量型的人口红利，将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这也正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机遇。因为明升的升级拉动了职业的升级，而职业的升级又催生了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升级。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升级的动因不应只是一个基于封闭的“学校围城”里的学历“升格”，而应该是在学校围城之外，伴随明升、行业、企业、职业升级的立体拉动所产生的，有着更广阔的“升级”前景。升级版的明升中国经济，呼唤着升级版的明升中国职业教育。这个升级应该是质量的升级、内涵的升级、观念的升级。
所以，在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之时，更多地强调职业教育的升级，具有比“升格”更大的张力，更多的空间，更多的愿景。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跨越了明升与教育、企业与学校、工作与学习的所谓跨界的教育类型，在“后示范”时期，职业院校如何在专业、课程、教学以及教师等领域通过工学结合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而这一质量的提高，又如何在产教融合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长效的校企合作的办学机制？职业教育质量保障，包括明升、企业对职业教育能否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满意度，对学生职业能力能否满足就业需求与生涯发展的有效度等等，其评价标准又如何制定？在使每个学生都成为一个合格劳动者的同时，如何能培养一大批职业教育的拔尖人才，行家里手？
如何进一步在上述职业院校质量升级的基础上，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仅应该涵盖正规教育的职业院校，而且还要涵盖非正规教育范畴的职业培训，以及非正式教育的自学、在线学习等，需要更加深刻的大思考！基于此，建立一套涵盖上述三种教育形式、更适合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个性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分级制度，使得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等值而非同类，进而使得职业院校以至于整个职业教育，在现有水平上出现真正的内涵升级，实现整体的跃升，从而引发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价值的观念升级，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一个近期即可操作的选项。
职业教育升级的成功，若能使政府和社会对职业院校的领导予以与普通院校同等对待，对职业院校的投入予以与普通院校的同等对待，对职业院校的编制予以与普通院校的同等对待，对职业院校的教师予以与普通院校的同等对待，对职业院校的学生予以与普通院校的同等对待。那么，如此而已，何用他求？
这就意味着，升级涵盖了升格而超越了升格。所以，强调职业教育的升级而非升格，必然会扩展“后示范”的时空。
（作者系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原标题：《大思考：是升级不是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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