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正在救治受伤的中华鲟。

■本报记者 彭科峰 实习生 张孟枭

10月下旬，秋风渐冷，江水萧瑟。徘徊在长江口的明升中国水产app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鱼类资源监测船，结束了最后一次大范围搜寻，再次黯然而归。

今年5月至今，经过近万平方公里的持续监测，一尾野生中华鲟幼鱼都未出现在监测视野中。而在去年秋冬，上游产卵场的监测也一无所获。

研究人员据此判定：2013年，野生中华鲟在长江流域没有进行自然繁殖。

“零产卵”敲响了警钟。这是否意味着，这种大型溯河洄游性鱼类，在地球上繁衍了1.4亿年的最古老鱼类，会像白鳍豚一样就此消失？

野生中华鲟是否灭绝，争议尚存。但不可否认，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水生环境的变化，它的处境已岌岌可危。未来，如何拯救中华鲟，将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意料之中的“意外”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一份手机版指出，由于受生境消失、环境污染、航运和过度捕捞等诸多因素影响，长江中华鲟的资源量在不断下降。目前，闽江、珠江、钱塘江和黄河的中华鲟种群已经绝迹，长江种群是唯一还有分布的中华鲟种群。

然而，长江中华鲟的资源量仍在不断锐减。2010年，中华鲟就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国际极危物种。

因此，对于此次长达数月的搜索结果，科研人员并未感到多么意外。

东海水产研究所副所长庄平研究员告诉《明升中国app报》记者，该所每年都在长江口对水生生物资源状况进行常规监测，中华鲟一直是监测重点。“我们有20余人参与年度监测，从5月开始一直到10月，监测范围覆盖整个长江口区，采用流动监测点和固定监测点相结合的方式，重点监测站和一般监测站的采样点加起来有接近20个。”

监测船、固定和流动监测站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监测网络，能够根据数量分析判断中华鲟产卵和资源量的变动情况。

长江口有一万多平方千米的面积，接近整个北京市（连同郊县）的面积。在这么一个广阔的区域，竟然一尾中华鲟的幼鱼都没有看见。这一结果不得不令人惋惜。

为什么对中华鲟的监测只针对幼鱼？据庄平介绍，其实，每年监测期间，也偶尔会遇到成熟的大鱼从海中洄游到长江葛洲坝产卵场。此次之所以不对大鱼进行监测，主要是因为成熟的中华鲟入江比较分散，监测难度太大。

同时，在每年的监测过程中，科研人员都会发现并救治一些因误捕、船桨击打而受伤的中华鲟，其中有些鱼伤重而亡，但大部分都能够及时施救并最终放归。

中华鲟是典型的溯河洄游性鱼类。每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抵达上游产卵场产卵，次年春天幼鲟渐次降河，5～8月幼鲟出现在长江口一带，9月以后，体长已达30厘米的幼鲟陆续离开长江口浅水滩涂，入海培育生长。在海中长大到性腺成熟，再洄游到自己的出生地。

千里寻根，始终在长江繁衍后代。正是这种执着的回归、寻根习性，所以人们称它为“中华鲟”。而如今，洄游到“故乡”的鲟鱼，却没能顺利产下后代。

“去年零产卵，既是出乎意料，又是意料之中。”庄平这样向记者解释今年的监测结果，语气中带着无奈。

从每年的监测情况分析，科研人员感觉到中华鲟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真的是“一年不如一年”。然而“零”结果，也是继葛洲坝截流（1981年）零产卵后，32年来首次未监测到中华鲟自然产卵。

今年7～8月，水科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濒危鱼类保护组在江苏常熟附近的长江口，对经此回归大海的中华鲟幼鲟进行监测，结果一无所获。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也表示，自管理处2004年开展中华鲟幼鲟资源量监测以来，资源量持续下降，今年的监测结果首次为零。

这些监测均佐证了零产卵这一事实。

那么，逐年降低的趋势是不是意味着中华鲟再也不会在长江产卵？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其种群数量无法得到补充？诸多疑问，有待app家进一步监测分析。

原因错综复杂

回顾过去的科考数据，更加令人叹息今日中华鲟的窘况。

上世纪70年代，长江里的中华鲟繁殖群体能达到1万余尾，葛洲坝截流的80年代，骤减到2176尾，2000年仅有363尾，目前估算只剩57尾。而今年监测结果为“零产卵”，这是否意味着野生中华鲟已走向消亡？

“必须指出，零产卵是一个极为不好的现象，但是说趋近于消亡还有失准确。”中科院武汉水生所研究员刘焕章告诉《明升中国app报》记者，去年没有产卵，并不能代表物种的消亡，今年以及明年的产卵情况都还没法预测，需要进一步监测。

长江水产研究所濒危鱼类保护组组长危起伟也表示，一年没有监测到产卵就表明物种已经灭亡的看法是不app的。“对于中华鲟这种寿命长、世代多，绝对繁殖力又比较强的物种，隔年产卵也有可能延续种群。”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中华鲟目前正处在自然栖息地少、种群小的尴尬境地，零产卵意味着中华鲟在自然条件下不是每年都能繁殖成功，如果未来几年情况依旧没有改善，可能野生中华鲟就要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危起伟同时指出，目前中华鲟的物种特征没有改变，生殖繁衍的习性等也没有发生变化，零产卵的罪魁祸首是环境的变化。

中华鲟是淡水鱼类中个体最大、寿命最长的鱼类，最长命者可达40岁。成鲟可达4米多长，体重近千斤，又有着千里洄游的耐饥、耐劳能力。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种明升m88力如此顽强的鱼类走到了灭绝的边缘。

来自多个科研机构的专家认为，葛洲坝截流前，中华鲟的产卵场广泛分布在长江上游涪陵至金沙江下游约600公里的江段。1981年，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截流，阻断了长江中华鲟的洄游通道，原来分布在葛洲坝以上江段的产前栖息地和产卵场无法被利用，这就逼迫中华鲟在葛洲坝下游寻找新的产卵场。

所幸的是，截流第二年，成年中华鲟开始在葛洲坝下游约70公里处产卵，并逐渐稳定下来，新“产房”由此形成。但新的产卵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大不如前：面积仅为葛洲坝截流前的5%，而水文条件也一落千丈。

据介绍，中华鲟对产卵场的要求一直很高。其产卵场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首先江底要有卵石，且卵石必须有缝，因为中华鲟有逃避敌害的本能，卵必须产在石头缝里以逃避敌害。其次是要有体外受精的条件，如果江底很平坦，受精能力就会受到影响，中华鲟喜欢“下游是滩，上游是潭”的地形。这种水文条件下会形成很多回流水，流动紊乱，形成天然的搅拌器，精子、卵子在紊乱的水流中接触时间较长，容易受精。最后，受精卵的成熟需要硬化河床，如果都是泥地沙地，受精卵会在泥沙中窒息死亡。

除了对产卵场的苛刻要求以外，中华鲟对水温的要求也“与众不同“。 刘焕章分析认为，水温的影响很可能是今年零产卵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江流域很多鱼类都是在春天产卵，夏天育肥，而中华鲟则是秋季产卵的鱼类代表。和别的鱼类不同，中华鲟要在水温低于20摄氏度才利于其性腺发育，通常最适应产卵的温度是18摄氏度。

长江是东亚季风气候河流，夏天气温高，冬天气温低，四季明显。葛洲坝修建前，长江通常在九十月份水体温度就可以达到18摄氏度，鲟鱼就可以顺利产卵。而葛洲坝、三峡等大规模水利枢纽修建后，水库蓄水量十分巨大，加之水的比热容高，导致滞温效应明显。在三峡工程蓄水前，宜昌葛洲坝下游中华鲟每年有两次繁殖活动；三峡工程蓄水后，中华鲟每年仅有一次繁殖活动。

“上游梯级电站太多，水体温度条件还在不断恶化。”危起伟指出，只要是深水水库都会有滞温效应，而长江上游的水库蓄水后都会排到三峡水库，滞温效应就会叠加，不单是鲟，所有受到水温影响的鱼类都只能默默“承受”。

如今，在每年九十月份的长江里，中华鲟正在发着“低烧”。中华鲟产卵场的水温有时候甚至到12月份才能降至18摄氏度。而2013年夏季，长江上游气候异常，水温相较往年偏高，中华鲟的产卵很可能因此受到了极大影响。

专家认为，中华鲟整个种群个体数量少，没有足够多的个体数量作支撑，使得每一个产卵期对其物种的延续性都显得尤为重要。而“不达标”的水温，逼迫中华鲟在接近20摄氏度的水温条件下产卵，而中华鲟此时性腺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产卵数量少，卵子质量差，必然影响到种群的未来。

那是不是说，受“水温周期”的影响，中华鲟的产卵期向后推移几个月就可以了？危起伟告诉记者，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

事实上，除水温周期外，中华鲟的繁殖还受到自然季节性变化的“光周期”影响，光周期每年基本不会发生什么变化，这就相当于中华鲟体内的“生物钟”。当水温周期和光周期同步的时候，中华鲟就能顺利产卵，而这个同步一旦被打破，就会让中华鲟体内生物钟紊乱，在这样的条件下产卵就变成了不现实的事情。

危起伟介绍，2013年“生物钟紊乱”很可能就是导致零产卵的因素之一。“如果自然环境条件不能得到进一步改善，每年的气温都和光周期不同步，那中华鲟肯定每年都产不了卵，物种就灭亡了。”

而且，除了产卵场、水温等因素外，沿江河口的捕杀，也使幼鲟资源损失严重，因环境污染而造成幼鲟死亡的比率也在不断增加。外来物种入侵，大功率游轮产生的声波等均会对中华鲟的种群延续产生不利影响。

然而也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呈现悲观的一面。据WWF中华鲟研究工作者推断，2014年长江流域的气候条件有利于中华鲟的繁殖。所以，2014年的监测数据十分重要，如果仍然没有在2014年和2015年监测到野外中华鲟种群的繁殖行为和幼鲟，那么长江的水文环境是否还适合中华鲟繁殖将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迷惘与希望交织

按照现在的水体环境，中华鲟的消逝可能无可避免。那么，能否通过人工干预的手段拯救中华鲟？

近年来，人工养殖技术日趋成熟。之前人们已经通过人工养殖技术从生死边缘挽救了朱鹮等濒危物种。于是有人开始转向通过人工饲养的方式为中华鲟打造一个未来。不过，在许多人看来，人工养殖终非长久之计。

“人工饲养的中华鲟个体数目比较有限，从遗传多样性的角度看，长期下去会造成种群衰退。”尽管这种不利影响可以想办法减缓，但刘焕章认为，目前的科研进展还远远达不到预想的效果。

同时，对于一个物种来说，最好的繁殖方式无疑是自然的延续，人工繁殖只能作为一个补充和挽救措施。只有在外界环境变化巨大的时候，通过人工养殖能够保存一部分个体，之后再通过繁殖使其种群恢复，最终目的还是要“放鱼归水”。

除此之外，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人工饲养的中华鲟“身体素质”根本无法和野生鲟相提并论。通常，野生成鲟可以达到400～500斤重，而“家养”中华鲟很少有超过200斤的个体。

“成长空间限制了中华鲟的发育，可是要打造长江一样的养殖条件谈何容易！”庄平对此倍感无奈。他强调，人工饲养，就要模拟产房，虽然理论上可行，但是实践难度非常大。人工饲养的中华鲟没有接触过海水，不具有洄游的特质，已经不能再称为传统意义上的中华鲟了。

真正的中华鲟必须要经历洄游的过程，使之在自然界中成长，才能最大程度地改善物种生存现状。此前，我国已进行多次人工放流，让中华鲟幼鱼回游江海。

刘焕章强调，中华鲟自然繁殖的规模正在下降，人工放流的作用有限。人工放流的鱼苗太少，能否适应自然环境还很难下定论。

“放流是必要的，但现在都是用子二代进行放流，这就不合适了。野生中华鲟通过人工饲养所繁殖的下一代称之为子一代，子一代再繁殖诞生子二代。”危起伟介绍，子二代的基因库较小，很多都是近亲交配的产物，这种中华鲟在自然界的生存能力、抗病能力、存活率等都比野生的弱很多，如果子二代进入自然种群进行自然交配，对其种群繁衍其实并不一定是好事。然而我国自2008年以后没有批准捕捞中华鲟，没有野生鲟就无法繁殖子一代，所以放流只能用子二代。

现实虽然带着几分无奈，但可喜的是，我国仍有许多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围绕拯救中华鲟展开。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就是为之努力的科研机构之一。研究所现在正在做中华鲟自然繁殖的监测工作，着眼于中华鲟繁殖的规模、环境条件等问题的对策研究。app家希望，通过对“零产卵”这一标志性事件的综合分析，能在最短时间内理出头绪，找出关键原因，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东海水产研究所则将继续关注长江口一带中华鲟的生存状况，重点保障其饵料充足和洄游通道畅通。

此外，WWF相关专家也表示，将继续开展长江水生生物，特别是珍稀物种如中华鲟等的保护、宣传等工作。他们将积极探索上游梯级大坝和三峡大坝的联合调度方案，在充分考虑防洪、发电、航运和环境保护的同时，减少大坝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致力生态调度方案的完善。

“为了减缓水利工程的影响，应该采取生态友好型的调度方式，确保长江环境流。使调度产生的环境流在水量、水质、水温以及时空分布等方面满足鱼类资源生长、繁殖等明升m88活动的需要。”刘焕章强调。

危起伟认为，在未来的工作中，应将保证中华鲟不灭绝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力保护好人工种群的活力。“一方面要加强自然种群检测，促进种群繁殖，另一方面要控制任何形式的捕捞与伤害。”

在危起伟眼中，有“鲟”，才意味着有将来。

《明升中国app报》 (2014-11-14 第4版 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