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保护区意味着要保护生物多样性，但具体实践以及对进展和目标的衡量并未反映出这种角色的作用。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交界处维多利亚瀑布附近地区正受到已认证的国家公园的保护。图片来源：Annie Griffiths Belt/Getty

为了使保护区在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方面更加有效，，请专家针对必须要做的事情给出了自己的优先顺序。

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教授Bob Pressey：使保护的回报率最大化

设立保护区意味着要保护生物多样性，但具体实践以及对进展和目标的衡量并未反映出这种角色的作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GO）通常关注的是政治上更易于接受的衡量标准，比如保护区的公顷数。

据2008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哥斯达黎加如果没有采取保护措施，只有7%的保护区会因此失去。正如全球大多数保护区一样，这些森林处于“空白区域”，即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威胁很小，“保护”所起的作用不大。具有误导性的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是从受保护的陆地和海洋所占比例衡量保护工作的进展。同时，在有争议的地方，生物多样性继续遭到破坏。

评价保护区工作进展的标准应借鉴对明升手机版、教育和发展的评价。这些领域均旨在使投资的回报率最大化。对于保护区而言，功效意味着避免物种的消失并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当前，有些办法可以估算保护工作已阻止或能阻止的损失。不过，用这些标准衡量的话，保护区可能会令人失望。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生态、进化及海洋生物学系助理教授Douglas J. McCauley：特大公园需要更严格监管

今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过大规模扩展“太平洋偏远岛屿海洋国家保护区”（PRIMNM），创建了全球最大的海洋保护区网络。总共加起来，PRIMNM超过英国国土面积的5倍。而过去5年间宣布建立的8个特大海洋公园，几乎使海洋保护区的数量翻倍。

为确保特大公园给全球海洋带来的利大于弊，3项举措必须得以实施。首先，政府应当承认保护区监管的传统形式对于比一些国家还大的公园并不适用。为了不让诸如PRIMNM的特大公园沦为“纸上公园”，即在地图上被标注已受保护但实际上还是遭到人为开发，政府必须对下一代监管技术的开发和使用进行明确的资助，如卫星和基于无人机的巡逻。

其次，政策制定者必须颁布条例管理剩下96%未受保护海洋中高度流动的动物。包括一些海龟、鲨鱼和海洋哺乳动物在内的很多最濒危物种并未得到充分保护，即使在像PRIMNM这样的特大公园中。同时，建立海洋特大公园的举措并不能让人们逃脱在更小尺度上保护重要海洋栖息地的责任。对于海洋保护区来说，当然是越大越好，但这些好处可能并不是线性增长。尽管在一些重要地区建100个1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公园在政治上比较棘手，但相较于只建立PRIMNM，前者或许能为海洋生物多样性带来更多好处。

美国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所长Lance Morgan：保护多元化的海洋栖息地

对于生物和人类的生存来说，一系列保护良好、有代表性的海洋生态系统非常重要。然而，当前只有约2%的海洋受到保护，0.83%是“不可采集的保留区”，即人类不允许在此捕鱼、开采石油或其他资源。海洋生物学家建议，应当有20%~30%的海洋被保护起来以维持其生物多样性。

为加快建立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已发起成立全球海洋保护系统（GLORES）。获得GLORES身份所带来的声誉和社会资本会对政府产生促进作用，正如“绿色建筑”认证已帮助建筑行业广泛采用可持续性的做法。

实现栖息地的多样性至关重要。例如，美国国家公园通常覆盖山区而不是草原和湿地。GLORES将保护区的影响放在其他情境下考虑。它对海洋生物地理学和连通性作出了解释，比如海藻林出现在温带生物地理区，而珊瑚礁生长于热带地区。同时，GLORES标准要求高效的监管和执行，目标是在所有不同的海域和栖息地中建立保护区。相较于诸多其他方式，GLORES在执行上将更加简单、快速，且花费更少。

加蓬国家公园管理局执行秘书Lee White：用专业的方式管理公园

很多世界上最珍稀和最具代表性的物种如大猩猩、黑猩猩、大象、狮子、老虎和熊猫，几乎只能在保护区里生存。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明升中国家，保护区通常包含了最丰富和最原始的生态系统，并提供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红树林公园促进渔业发展，并且阻挡洪水；森林提供清洁、可靠的供水，并帮助调节气候。开发公园的旅游和休闲功能会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如果得到保护，公园里的生物多样性还可以收获未知的药物和其他产品。

人们需要强化和专业化公园管理。有太多发展明升中国家的保护区长期缺乏资金支持，而政府的忽视通常意味着管理工作落在NGO的肩上。由于这种责任极少正规化，NGO并未拥有强有力的授权保护好这些地方。

那些努力保护自然和文化珍藏的人必须得到所在国的培训和支持。只有这样，人们才有能力抵抗跨国犯罪、腐败和不断膨胀的人口对野生动物和荒野带来的日益增加的压力。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环境保护研究人员Emily Darling：保护“气候避难所”

气候变化引发了三重威胁，而现有海洋保护区在成立之初并未就如何抵挡这些威胁作太多设计。海水变暖和酸化以及海平面上升，直接威胁到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即使在保护区，厄尔尼诺事件和海洋热浪也能将大片珊瑚礁摧毁。

为了让珊瑚礁和其他全球生态系统有足够的时间适应变化，人们需要确认那些将逃脱气候变化所带来最坏影响的地区。它们应当作为“气候避难所”，即在未来几十年中经历较少变化的地区而被保护起来。

当然，第一步是促成当地社区、各国政府和多边参与的相关机构保护这些地区。更紧迫的是，人们需要协商形成一个全球方案，为其提供资助并认真实施，以便将为全部生态系统而建的“气候避难所”联成网络，比如珊瑚礁、热带雨林、北极苔原和其他地区。世界公园大会必须在将“气候避难所”并入保护区方面打下基础。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Peter J. S. Jones：评估治理结构

诸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等项目，正在开始系统性地评价保护区的效率问题。这将有助于把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心从仅通过公顷数衡量转到其他更有意义的目标上，从而更加关注效率。不过，假若从过往成功和失败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的话，人们还必须评估治理结构。

这些系统大体包括5种方式：自上而下的监管、自下而上的参与、市场机制、意识的提升和知识的分享。人们需要知道是什么让每个系统高效运转以及这些不同的方式能以何种方式融合在一起从而增强彼此的功效。

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关于环境保护的讨论都沦为关于哪种治理方式最好的无结果争辩。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根据情境的不同而各不一样，人们需要学会将不同方式和具体情形结合在一起。生存的第一要义在于多样性，这既是针对生态系统中的物种而言，同样也适用于治理体系中的不同方式。（闫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