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地方社科院院长座谈会，30个省级社科院和部分城市社科院都派来了主要负责人。座谈会邀请了社科领域的“龙头老大”明升中国社科院来介绍创新经验，但主要是借机学习如何“找钱、找项目”。
“国家院(明升中国社科院)的经验对我们非常重要。即使不开这个会，各地也会到国家院去问，科研是怎么开展的，科研经费是怎样拿到的。”某省社科院负责人表示，自己最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找钱、找项目”。
这背后，是地方社科院深深的危机感。
致力于咨政建言、研究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省级社科院，发现自己慢慢被挤到了(或依然处在)省委、政府智库群的外围，日益边缘化。
最外围官方智库的尴尬
“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明升中国大陆31个省份，除海南外，都设立了省级社科院，是直属省委、省政府的正厅级事业单位。海南省在建省办特区过程中遵循“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并未设立社科院。
对于所有省级社科院来说，2004年中央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app的意见》带来了机遇性的转型。
在那之前，省级社科院长期以开展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世界史、社会史、宗教学等等，是一个类似大学的“象牙塔”。3号文件提出，地方社会app研究机构应主要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开展应用对策研究，有条件的可开展有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基础理论研究。
之后，各省级社科院都逐渐把定位转到省委、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为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支撑和服务。
但接近地方权力中心的路其实走得颇为艰难。某省社科院的前任院长将地方党委、政府的智库排了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党委、政府的两个政策研究室，第二层次是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第三层次是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大多数省份设立)，第四层次是社会app联合会，第五层次才是地方社科院、科研机构和高校。
正因为处在官方智库的外围，不少社科院感觉到越来越强烈的生存危机。
作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社科院的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系于地方财政。6月底的全国地方社科院院长座谈会上，一些院长就对记者坦言，地方社科院的科研经费仍摆脱不了“化缘”的境地，更何况“这任领导答应给的金额，到了下一任领导又变了”。“我们国家，特别是地方党委、政府对社会app的app性认识不到位，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要地方财政拿出更多资金，来支持哲学社会app的创新，是很艰难的。因为它不像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不可能‘刀下见菜’。而根据现在的评价制度，地方官员希望在任期里迅速做出成绩。”陕西省社科院院长任宗哲对记者说。
尽管各省级社科院开始主动服务地方党政机构，但大多并没有被真正纳入决策咨询体系。比如上海社科院就直接参与市里“十二五”规划和一些重大战略的制定，但更多的社科院仍然为自己的“边缘化”而苦恼。地方领导层在决策过程中较少主动与社科院沟通，社科院的研究课题往往是通过各种方式争取、“请示”来的。
“现在政府内部有各类研究机构，他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信息比较灵，省长书记出国下乡都带着他们，他们有接触社会的机会和条件，掌握大量的内部材料，研究成果也容易超过社科院。他们跟领导的关系也好，经费也有保障。社科院现在的境况是很危险的，逐渐被边缘化。”辽宁省社科院院长鲍振东说。
有的院长甚至自嘲社科院是“养老机构”，到社科院当院长等于“退了休享受正厅级待遇”。
“我从地级市市委副书记任上调到社科院当院长，从副厅级升到正厅级了，但老百姓不知道咋回事，不少人跑到我岳母家里去问，说你姑爷犯什么错了，给弄到社科院当院长去了。”一位院长无奈地说。
据了解，在一些省级社科院，生存境况似乎陷入了一种不良循环——为了争取领导的重视和经费支持，于是重点研究党政领导的喜好和思想，做官样文章，领导提出个政策，去解读它的合理性，给领导唱赞歌。“××领导提出了……为……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领导提出的要求，坚持以……为核心，扎实推进……”这样的表述常常成为某些科研人员研究成果的主体。但是温顺的“拍马屁者”往往更让领导觉得没有存在价值，科研经费的上涨更加无望。
院长的主要工作是“找钱、找项目”
同为谈创新，国家院是有钱之后琢磨怎么花钱，地方院是琢磨怎么把钱拿到手。
今年的全国地方社科院院长座谈会上，明升中国社科院受邀为大家介绍该院于2011年启动的哲学社会app创新工程，包括人事、科研、经费配置等方面的创新。
“国家院(指明升中国社科院)和地方院创新是两种思路：国家院谈创新，是有了钱之后琢磨怎么花钱；我们地方院是琢磨怎么把钱拿到手。”多省社科院院长对记者表达了这样的想法。据他们透露，明升中国社科院的哲学社会app创新工程，从国家得到了10多亿元的科研经费支持。
据了解，省级社科院从各地财政厅获得的经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人员工资全额拨款；二是科研课题经费，数额各地差异很大。
“说起来是人员工资全额拨款，但参照系是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社科院是高职称人才聚集的地方，广东社科院每年这一块的缺口有20%多，要自己通过其他方式，比如通过‘横向课题’(‘纵向课题’指领导布置的课题，‘横向课题’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委托研究的课题)挣钱来补足。”广东社科院副院长王珺说。
但在科研课题经费这一块，广东社科院的情况足以令很多兄弟单位艳羡。“每年课题经费有六七千万元，70%~80%来自广东省委、省政府以及地市政府。平均一个课题有三五十万元。广东对决策咨询的需求还是很大的。”王珺透露。
青海省社科院号称“全国最小的社科院”，在省级社科院中经费最少，每年130万元；编制最少，只有90人，其中科研人员不到50人。院长赵宗福却对记者表示，“我们的日子过得挺好”。“青海处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在我上任之时，我就跟省里领导说，尽管我单位很穷，但决不为难省里，要像一个有本事的儿子，到外面去挣钱。”赵宗福说。
赵宗福“挣钱”的秘诀之一，是争取国家社科基金。“2013年，我们申报11项，有7项获批，立项率63%，远超全国平均30%的立项率。从2009年至今，我们一共获得48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本实现了人人都主持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赵宗福说，每年省财政拨款的130万元科研经费，远远不足，通过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了六七百万经费，这是最浅显的动力。
不是所有的省级社科院都如此幸运。
“2003年我才去辽宁社科院，科研经费一年才60多万元，全院有200多人，如果平均到每个人头上，连下一次乡调研都不够。后来陆续涨到500万元，不再涨了。500万元除去学术交流、接待、办刊物，实际用作科研经费的只有300多万元，一般一个课题1万元，大的课题也就2万多。”鲍振东很无奈，一两万元做一个课题，想出很好的成果确实困难。而且，经济在发展，科研经费不增长，实际就等于连年降低。
事实上，早在2004年的全国社科院院长联席会议上，与会者就提出，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对社科院的财政拨款应人均分别不低于10万元、6万元和4万元，且每年递增幅度不低于当地财政收入增长。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不少省级社科院的科研经费都没有获得增长。
新定位：比领导的考虑“快半步”
迎合领导，不是巩固阵地，而是放弃阵地。
缺乏充足的物质保障，特别是研究经费不足，这已成为制约省级社科院顺利实现向新型智库转型的瓶颈。“但你给地方都没有做贡献，凭什么给你钱呢？各省社科院应该在做贡献中求发展。”任宗哲说。这也就是社科界 常说“有为才能有位(位子、地位)”。
社科院要在地方决策咨询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在地方党政智库的“五个层次”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高校是在做知识创新，就像打井，越打越深；党委、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处在工作一线，要针对当下领导关心的问题，提出现状分析和对策。社科院应当在这两者之间找平衡点，利用自身基础理论功底扎实，对省情、市情了解深入的优势，致力于提供本地区中长期的发展战略。各地方院应当分析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找自己有所作为的发展空间。”任宗哲如此理解地方社科院的定位。中长期、战略性、应用性，比领导干部的考虑“快半步”，基本已成为各地社科院研究方向的一种共识。
但在实际中，不少社科院的研究不仅没能“快半步”，反而是跟在领导干部后面走，参谋与咨询的功能无从谈起。由于是官办体制，很多时候社科院更多的是在解读路线方针政策上下工夫，真正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常常得不到重视。“这样的做法也迫于无奈，比如说，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给省委、省政府决策多提一些意见，特别是多提一些不同的意见，恰恰就容易惹人家不高兴，拨下来的钱更少。”某省级社科院院长说。
“上面领导提出了一个什么思路，想办法去把它说圆了，任务就完成了，领导也高兴。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没有理论积淀，没有文化积淀，不利于社科院的长远发展。”在赵宗福看来，地方社科院应该致力于把研究成果转化成党委政府的意见，高质量地为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服务，而不是做低层次的官样文章。
“社科院现在地位已经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了，长期养了那么多的懒人、庸人，队伍人数不少，文章没少发，材料没少报，有用的不多，这是不行的。”鲍振东说，作为地方社科院来说，的确应当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意识，但不是说要迎合地方党委、政府，迎合某个领导，“那恰恰不是巩固阵地，而是放弃阵地。”
最大的对手：麦肯锡这样的国际智库
要打造成一支省委、省政府“想得起、用得上的快速反应部队”。
“我们的‘客户’，越来越挑剔，越来越难应付。广东省委、政府的领导，博士毕业的很多，素质都很高，你要能帮助他分担一些问题，给他对策性的思考，他才觉得你有价值。他对研究手机版既要求快，又要求系统，而且还要求实。”经济学出身的王珺喜欢把省委、省政府称为自己的“客户”。而他希望用订单导向、打包结算的方式破解科研经费短缺的难题，走出一条地方社科院发展的新路。
“今年4月，我报了25个题，让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去勾选，其中23个题都被勾了，我们计划用三个月到半年把他们勾选的课题做完。”这就是王珺所说的广东社科院研究课题的“订单导向”。
正如他所说，广东对于决策咨询的需求是旺盛的，但同其他省级社科院面临的困境一样，给省委省政府做的这些课题常常是“免费的午餐”——每年下拨了人员经费和一定的科研经费后，省财政往往不会为某个或某一批课题再拨经费。
“一个课题三五十万元，你让省长、书记一个个来批，他不是这样的角色，太小家子气。今年我要打开局面，如果领导觉得我们今年的课题做得很好，明年我再提交课题的时候，就打算提出费用了，一揽子跟主管领导谈，打包结算。”王珺直言，“社科界常说‘有为才能有位’，但我说，‘有为才能有钱’。”
虽然每年六七千万元的科研经费已经令兄弟单位艳羡，但王珺也有自己的压力。在经济发达、对决策咨询有高需求的广东，“我们现在竞争中最大的压力，就是麦肯锡、兰德这样的国际智库。它们已经给广东做了不少项目。比如，兰德公司就给广州知识城做了创新体系研究。”王珺说。
面对外部的竞争，首先要调动内部的力量。王珺想把广东社科院打造成一支省委、省政府“想得起、用得上的快速反应部队”，“没有好的待遇根本就没戏”。
首先应是分配机制改革
吃“大锅饭”，是阻碍科研人员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科院要想活得更好，人事制度、课题管理、评价机制、分配制度等各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不少省级社科院却坦陈“改革乏力”。
首先，由于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党政机关模式，在人事、经费管理上实行统包统配，干部能上不能下，专业技术职务易聘难解，干好干坏差别不大甚至一个样，所以在社科院内部没有竞争意识；其次，真要参与竞争，也没有竞争力。
鲍振东给记者讲了他在辽宁社科院搞人事改革的经历。“2006年，我们实行竞技上岗，结果下去了几个处长，有的就到处告状，弄得我很被动。书记、省长一见我就问，你们咋整的，上访的这么多。在社科院，改革没有形成气候，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人员没有危机感，让一部分人利益受损的改革难以推动。如果没有强大的外部压力，没有外部的监督机制、倒逼机制，社科院不会改革自身。”
不想参与竞争，背后原因是没有竞争力。一些院长自嘲地方社科院是养懒人、庸人的地方。研究人员习惯在网上做文章，抄来贴去，拿不出实实在在、能够回答时代问题的成果。
什么才是评价社科院工作好坏的尺度？“地方社科院之间，常常是竞争房子有多大、人有多少、在app期刊发表多少文章、领导有多少批示、财政拨多少钱……这种竞争没有实际推动哲学社会app事业的发展，只是表面的风光，也是泡沫。”鲍振东说。
不少院长都认为，地方社科院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地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对社科院有定位和制度安排，同时还需要创造改革的良好氛围。首先需要改革的可能是分配机制。
据介绍，在大多数地方社科院，科研人员除了领财政下发的工资外，不得再从课题经费中提取报酬，课题经费只能用于差旅经费、调研经费等实际支出。也就是说，科研人员从课题中得不到经济报酬，这就是所谓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吃“大锅饭”，这是阻碍科研人员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明升中国社科院开展的哲学社会app创新工程中，就将“报偿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改革与创新点——将科研人员智力劳动的成本支出作为科研经费支出的重要一部分，从根本上杜绝“虚假报销”。
“在我们院，科研人员希望找发票虚假报销，从科研经费中获得一部分变相的收入，而财务人员严格执行财务规则，双方老是有矛盾。有一个人拿了7万多元的汽油费发票来报销，财务人员一算，7万多元如果买成汽油，可以开车绕地球两圈！各省社科院如果都查就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不是只有少数人这么做。这是分配制度造成的。”一位地方社科院内部人士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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