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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要求学生每天16小时开机被称史上最严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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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校20小时需请假 |
“上午7点至晚上11点，手机必须处于开机状态，并开通来电短信提醒功能。5小时内必须回复短信或电话。”这条规定既不是员工守则也不是好老公标准，而是出自一份研究生科研学习准则。
7月1日，大多数高校仍沉浸在繁忙紧张的期末考试中，中南大学地球app与信息物理学院副教授陈儒军把一篇名为《陈儒军研究生学习科研准则》的文章发布到科研人员聚集的明升手机版(明升中国)上。一文惊起千层浪，这份准则随即被网友评价为“严格到令人窒息”，甚至有人直呼“变态”，陈儒军本人也被人称作是“史上最严导师”。
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议到底有多大？用陈儒军本人的话说，“强烈反对的人达到60%”。不少研究生说这样管得太死、限制太多，“这跟给小学生布置家庭作业有什么分别？”“这是雇佣关系而不是师生关系！”但也有支持者称赞陈儒军是负责任的好老师，要求严格是对学生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两天后，陈儒军在网上发布了《晒晒我指导研究生的成绩》一文，以此来回应争议，“我感到国内的研究生管理水平令人担忧。有不少导师抱怨学生不自觉学习，问题是作为导师你有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然而，争议并未停止，甚至愈演愈烈，一场有关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探讨也就此展开。
为什么这么“严”：“只有无能的将军没有无能的士兵”
在这份共15条规定的“学习准则”中，陈儒军明确规定“每周日晚9点前以电子邮件方式向我邮箱发送一份一周的学习科研总结及下周的学习科研计划”。同样，每月、每季度、每半年，学生都被要求发送科研总结和科研计划到陈儒军的邮箱。另外，学生研一期间被要求精读导师指定的外文专著两本，对每本专著定期汇报口头或书面读书心得及总结。每本专著对应的汇报次数不低于10次。研二期间则被要求精读中外文献50篇，泛读文献100篇。不仅如此，陈儒军还要求学生离开校园超过20小时就向他请假。
如此严格的规定并非“拍脑袋拍出来的”，在接受明升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陈儒军称自己带过两届研究生，一直都是这样要求的。“觉得成效不错，才放到网上给大家共享的”。对于质疑声最大的“16小时开机”规定，他解释道，其实95%以上的问题都在工作时间沟通好了，其余时间除非是比较紧急的情况，比如论文的修改，一般不会耽误学生休息。“要求学生离校请假则是出于学生安全的考虑，并不是要求学生加班。”
陈儒军表示，之所以制定近乎“企业化管理”的学习准则，与自己对如今每况愈下的学术风气感到担忧不无关系。他说，“越来越多的人只为‘混文凭’”。他希望通过“硬”一点的方法来遏制这种现象，逼着学生看文献、搞科研，也是及时和学生交流沟通的方式。他说，其实这种管理方式最早来自西门子公司，的确是一种企业式的管理，“因为我们主要从事应用性研究”，学生通过这样的管理能够很快适应入职后企业的要求。
更为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导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影响太过“重大”。陈儒军告诉记者，不久前，他发现自己的论文被盗，且这名研究生的导师是学术界较有地位的一位“大牛”，“其实导师并不知道学生的这一行为，因为这篇论文他并未指导，学生只是为了毕业”。但这给陈儒军敲响了警钟，“导师不负责任，不了解学生，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换句话说，“只有无能的将军没有无能的士兵。”陈儒军在文章里写道，“不懂管理艺术的导师只能期待上帝惠顾，期待招的每一位学生都自觉认真地学习。我认为优秀的导师并不指望这些。优秀导师首先必须掌握先进管理手段，能够培养和挖掘人才。管理出人才，管理出效率。研究生学习效率的提高需要管理手段提供保障，导师的有效指导更需要管理手段来保驾护航。”
面对网络上一片质疑，陈儒军很无奈：在国外很多学校，这种模式都得到了认可，“可能是国内研究生教学历史并不长，没有形成管理制度。”陈儒军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时就发现，自己曾经的学生到了美国留学，“变得很有规矩”，离开学校两个小时以上便会向导师报备。“其实里面的要求都不难做到，是学生的本职工作”，他不明白为什么本来是学生分内的事，“贴到网上以后就变成了‘没人性’”。
“放羊派”、“老板型”导师横行，学生敢怒不敢言
相比以陈儒军为代表的“严苛派”，目前一部分研究生导师采取的“放羊式”管理则让学生轻松得多。研究生在研一修完学分后，不需要进入实验室，可自由选择实习或在寝室、图书馆自由研究，“需要各种签字时才找一下导师”。这样的模式被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彭真明称为“导师被无能型”。
这样的导师如今并不鲜见。一方面，有的老教授资历较高，长期不在一线工作，对于新的研究动态和学术动向早已陌生。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也变成了高年级带低年级，导师很少直接插手也无从插手。学生的问题无法解决，只能自学的现象已司空见惯。另一方面，一部分导师有自己的事业，给公司做项目“接私活”，甚至自己开公司，精力并没有放在学术或培养人才上，“硕士生导师”也沦为方便其敛财的一个空头名号。
湖南工业大学教师王永就给出这样的评价；陈儒军现在还比较年轻，所以有精力严抓学风，“再过十年二十年看看，等到他成了老教授，还有心思这样带学生吗？”
以往，导师“放羊”多出现于人文社科类学科，这些学科的研究生学习模式往往是以传统的授课模式为主，因此学生的自由空间很多。“偶尔和导师一起吃饭，平时自己看看书，暑假还能有时间去国外旅游。”和不少理工科同学暑假只放一周假相比，中部地区某985高校公共管理学的一位研究生告诉记者，“我们要轻松得多”。
然而，当下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抱怨，这样的方式是在“浪费时间，没有收获”。200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黄先生曾选择一名有资历的老教授作为导师，本以为“可以获得更好的指导以及更多资源”，没想到老教授脱离一线工作太久，跟不上新的发展，“问他问题，他也不知道。自己只能成天耗在实验室，觉得特别迷茫。”于是，本应2006年毕业的黄先生选择了提前毕业，“导师也不会留你，反正他只是把学生带毕业。”
与此类导师形成鲜明对比，一些“老板型”导师虽然给学生很多“机会”，却同样遭人非议。
今年3月，一名北大研究生为抵制“科研苦力”而发声明的事件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高校研究生沦为导师的“苦力”和“廉价劳动力”并不少见，学生甚至反问：“这不是很正常吗？”导师申请国家项目或承接公司项目，而把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交给研究生来做。“每天被各种琐碎的事情压得喘不过气，其实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也没有。”上海某高校一名二年级研究生叫苦不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本科同学拿的工资不少，自己却还在向家里要钱。
通常情况下，高校给研究生的补助是每月400元~600元不等，一个项目可以得到的经费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亿元，但最后分到学生手中的，却寥寥无几。“毕竟像陈老师这样的导师太少了。”北京一所985高校的研究生卢平听闻陈儒军每月给学生的项目费用超过四位数后摇摇头，“我们曾经有个做了大半年的项目，最后才分到1000元。”
但是，大多数学生常常敢怒不敢言，还是会接下老师给的任务，“毕竟掌握着我们的生杀大权，不仅是毕业证，奖学金、补助，全都指望着导师点头。”卢平说，自己毕竟也只是想拿到文凭，忍一忍就过去了。
研究生剧烈扩招，队伍鱼龙混杂，部分学生“动机不纯”，导师坦言不好带
当导师们被口诛笔伐之时，这场争议中，另一群不能被忽略的主角也渐渐走进舆论视线，他们正是陈儒军眼中那些“士兵”。
一个巴掌拍不响。正如一些网友所言：如果一个学生不是奔着学术来读研的，再好的将军有用吗？“事物发展还是内因起决定作用！”
事实上，这般严苛的研究生规定并非首例。早在今年3月，彭真明就开始要求学生每周一至周五分别在9：00、14：45、19：00三个时间段进入实验室时进行指纹打卡，但由于学生意见较多，最后只能作罢。
彭真明告诉记者，现在的学生大不如前了，“10年前，甚至是5年前都要好些”。他认为陈儒军带研究生时间不长，加上“严师”的名声在外，并没有遇到真正的差生，否则这样的规定对他们来说“根本没用”。和以前学生为了兴趣爱好而做研究相比，现在的学生“目的不纯”。
根据麦可思发布的2013届本科毕业生国内读研意向分析，学生选择在国内读研的第一理由是“就业前景好”（34%），第二是“想去更好的大学”（29%），而“想做学术研究”的比例只占9%。
“以前的学生很能干，做算法、做软件，现在学生很多装个系统都要求人了。”彭真明称现在学生“技能越来越差，想法越来越多”。
不过，对一些学生而言，这无可厚非。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生胡一坤告诉记者：“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热爱科研从事科研吧。”在他周围，读研的同学大多还是为了将来能有好的就业前景，文凭能够给他们一种“安全感”。巨大的就业压力，让他们觉得“输不起”，“不可否认我也是其中一员”。
事实上，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背景是，和过去一个导师只带一到两个研究生的“一对一”模式相比，在研究生扩招的大环境下，如今一个导师更多地是在面对多个学生，一般来说，两三年下来也只有一半的学生能“做事”。彭真明告诉记者，这样一来，真正能自主自觉学习的只有一小部分，其中大部分学生不知道该怎么去学习，需要导师的指引。
师生关系变质，何时回归学术？
在研究生导师们看来，如今的师生关系和他们求学时已经大不一样了。“那时老师就带我们两个学生，每天都泡在实验室。”陈儒军回忆，过年时他还会到导师家里吃年夜饭，而现在一个导师带七八个学生，很多学生可能一年到头也没见过导师几次面。
“现在的师生关系更像是一种各取所需。”胡一坤承认，自己对于纯粹的科研的确不感兴趣。在当下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环境下，不少研究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生，高校也不再是一座象牙塔，学生希望早日获得文凭出去工作，学校的研究环境并不能给他们想要的，所以自己找实习、接私活甚至创业的学生越来越多。
今年3月，明升中国青年报就曾报道过这一现象，对那些可以帮助自己找到好工作、发表足够分量文章的导师，学生们常常是削尖脑袋“疯抢”导师，请客吃饭送礼等各种手段全都用上了；而那些默默无闻、专攻学术的导师则是“门前冷落车马稀”。
相应地，导师们也有自己的打算，评职称、拿经费，他们所关注的也不再只是“培养一两个杰出的人才”。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很多网友在陈儒军的博文下这样评论：“现在这样的导师太少了”。
彭真明认为，许多70后80后导师心态变了，“没那么有耐心了，学生毕不了业导师也要负责任，混毕业了，就没啥责任了。”与其把无心学术的学生绑在学校，还不如给他们文凭，帮他们毕业。
美国康奈尔大学植物研究所博士高山对国内研究环境感到失望，甚至觉得“烂透了”，所以他选择了出国。国外纯粹的师生关系让他“比较满意”，他告诉记者：“我常怀念以前的孔子学院，没想到现在只能在异乡实现科研的愿望了。”但高山还是期待国内研究生教育现状能够有所改变。
事实上，对此次处于舆论漩涡中的陈儒军，他的学生对这位“最严导师”并未表现出争议中那样的“反感”。“早就听说陈老师是这样的风格，老师很不错，本科的时候就跟着老师做过项目。”陈儒军的研究生张明告诉明升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当初就是冲着陈老师来的，“陈老师在学生中人气很高，生源很好。”
陈儒军告诉记者，张明刚读研时写作水平很差，每次汇报都有不少错别字。但一年的训练让他的写作水平和英语水平大幅度提高，“每周的汇报还是有用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儒军指导研究生的成绩“还不错”，比如，他所带第一届研究生全部进入中兴通讯从事开发工作，这在中南大学该专业是首次。“甚至有已经工作的学生辞掉工作，重新回到我的团队。”
不少网友就此将陈儒军的最严十五条规定称作是向学术关系回归的一种尝试，“师生间不就应该是这样一种纯粹的治学与求学吗？”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学生名字均为化名） （原标题《“史上最严导师”能否让师生关系回归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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