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有热情和勇气，也有制度设计，但是如果国家不推进这项改革，我们单兵独进是不可能的。
在2007年加入南方科技大学筹备办公室，成为首批成员之前，韩蔚长期在深圳市教育系统工作。如今，韩蔚是开创筹备办的6人中唯一仍然留在南科大的成员。
南方周末：我在采访中了解到，深圳市和高等教育圈的一些人对南科大提出过尖锐意见，甚至有人觉得“南科大对深圳、对高等教育改革没有什么贡献”。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韩蔚：这种观点很尖锐，但我认为，南科大对深圳市和对高等教育改革还是有独特贡献的。
深圳市委市政府下大决心创办南科大，以弥补深圳高等教育在规模、结构上的不足，是对这个城市有历史责任感的表现。事实上，筹备初期对是否要办南科大争议很多。经过6年努力，这种争议越来越少。
在整个创办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改革创新精神，以改革思路规划学校工作，做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现在回顾最初（2007年10月通过）的办学方案，依然可以看到它充满了创新精神。我们希望做一所新型的大学。这种改革创新的意识和一系列改革举措，还是给国内高等教育改革带来了动力的。
南方周末：这种创新具体有什么体现？
韩蔚：首先是依法治校。我们在筹备初期就充分借鉴了国内外很多大学的经验和教训，特别重视法律先行、依法办学。为保证这所新大学一开始就有法可依，我们制定了《南科大管理暂行办法》，这是非常独特的创新举措，这部政府规章必将是未来南科大条例坚实的制度基础。同时，这也体现出特别清晰和强烈的“依法治校”信息和思路。之后制定的大学章程也是一样。
第二项主要创新是在对大学治理结构改革的探索方面。我个人理解南科大改革承担了两方面使命：一是探索开展高教改革，二是作为事业单位试点法人治理改革。在遵循高教法的前提下，我们在法定机构建设的语境中，建立理事会，尝试协调好理事会、校党委、校长之间的关系。
当然，探讨刚刚开始，还不能过早对治理结构的改革做结论。目前国内公办大学，部分设有理事会，基本是做咨询、顾问、基金会等业务，属于学校辅助机构。南科大的理事会是学校决策机构的理事会，是国内公办大学探索的一个真正有效的理事会。我们期待这种制度能慢慢调整，使明升中国的大学管理逐渐改变目前单一状况。改变后，大学就不会对应很多行政机关，这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去行政化的尝试。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不一定能很快实现。但我觉得这种设计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改革得到了各级教育部门的理解和默许。比如，一些制度设计上的创新，包括遴选校长，在学校筹备期由校长兼任党委书记，在高考制度下的综合评价招生改革等方面，都冲破了国内高校的常规。
南方周末：南科大想做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试点，这项改革在深圳推进得如何？南科大做得怎样？
韩蔚：事业单位改革到底能不能得到有效推动，一方面靠我们自己努力，也需要看国家的大背景。南科大在内部推进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时，最少走了两步。第一是市编办下发文件，允许学校自定岗位、自设薪酬，法人自治的最基本政策有了，也在南科大部分得到实施。第二是南科大在内部实现完全的聘任制。
但这种事业单位的改革和国内大学的管理体制有根本冲突，国内所有公办大学都是事业单位，除非我们从海外招聘没有事业身份的人，否则在人才引进方面有政策冲突。
因此，虽然我们有热情和勇气，也有制度设计，但如果国家不推进这项改革，我们单兵独进是不可能的。南科大虽小，但各方面改革的脉动是和国家改革紧密相连的。
南方周末：南科大改革的示范意义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效果如何。
韩蔚：如果改革效果不理想，一定影响示范效应。我承认南科大距离目标仍然很远。深圳教育圈的人看到的更多，他们参加了早期方案讨论、规划研究，会发现理想与现实距离很远。这会让后来的人觉得：你们有必要去做这个尝试吗？如果结论是这样，那就是最悲哀的，改革没有成功，反而更封闭了，而且大家从此不再相信改革。正如教育部领导曾说的，南科大改革，大家都输不起。国家输不起，广东输不起，朱校长也输不起。
我个人认为，当南科大脱离深圳市政府最早设定的办学定位和规模，调整为办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的时候，它在制度创新上的意义就已经超过实际办学的意义了——它规模大幅缩小了，不能解决深圳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能坚持制度创新，为国家做一些事情，这也是南科大的意义。关键是，不能迷失方向，不能忘记目标。改革的机遇非常难得，把握好时间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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