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接受潇湘晨报专访时称：请辞图书馆馆长是正常的年龄原因；知识分子应具批判精神，但不能走极端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15日出生于浙江湖州。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明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现为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app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
2007年之后，葛剑雄频繁参加社会活动，进行公共话题讨论，收获了“葛大炮”称号。
2013年6月8日，葛剑雄在新浪微博上发文称，“我自07年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本拟在2015年满70岁前辞职，此前已告校领导。近承教育部领导关怀，明确表明我的年龄已不宜继续任职。为避免给本馆本校造成更大损失，我已于日前向校方递交辞呈。”
6年前，葛剑雄辞掉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主任一职。现在，67岁的他，即将辞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他说，教育部考虑到他的“年龄”问题，也认为他不宜担任此职。
葛剑雄主动请辞馆长引发网络热议，更多网友愿意将此与他去年两会期间，起立询问教育部长袁贵仁考研泄题一事联系起来。
但葛剑雄说他历来反对这种联系，“没有证据的话，不要把不同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同时这件事也与先前其他的事没有关系。
关于辞职
“与去年‘炮轰’教育部没有联系”
潇湘晨报：你请辞图书馆馆长的背后，是否跟国家对图书馆的管理方式有关？
葛剑雄：国家对图书馆馆长人选是统一管理的，管理者对学校的人员构成情况，不可能都了解。即使都了解，各单位的具体情况也都不同。所以到最后，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刀切：比年龄。
此外，学校可以对图书馆馆长人选实行自主管理。比如学校希望我当馆长，因为它至少知道我能正常工作，年龄不成问题。但是全国而言，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他68岁能够正常工作，那么别人69岁他也能够做完，其他人70岁也可以正常工作，就有可能出现这么个情况：明明他已经不适合了，但他“为了学校”，仍然也来“争”。教育部就很难具体把握。
潇湘晨报：大家似乎愿意将你请辞一事跟先前直言教育部查处考研泄题案件联系起来。
葛剑雄：对于这件事，我希望大家：第一，不要把它特殊化，第二，有些事我历来反对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你要批评教育部，你可以从该批评的地方去批评，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要把不同的事情放在一起。我本人从来没有说过这件事与先前其他事情有关，我也认为这件事与先前其他的事没有关系。
我讲教育部领导对我的关心，这个话我有证据是可以提供的，因为他们是认识我知道我的，他们也是在考虑了以后，才定下这个年龄的界限。既然如此，我应该体会到我这个年龄，即使在学校是合适的，但在全国来讲已经不合适了。所以我就要辞掉。
我在微博里面说得很清楚，这是我计划之中的事情，不过有了这个事以后，我把它提前实现了。因为原来我是准备在70岁前必须要辞掉。我们上一任的馆长，也是70岁以前辞掉的。另外，我也考虑，图书馆馆长现在还是一个行政职务，是正处级。根据国家规定，担任正处级职务的人，60岁的情况是一定要退的。我也不能太特殊，我已经延迟了那么多年了。
有关图书馆的事我就说到这里了，具体的事就不谈了。
关于任职
“馆长与政协常委都有意义，无法比较”
潇湘晨报：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社会app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你最看重哪一个职衔？
葛剑雄：这个问题曾经也有人问过我，好像必然是有次序似的。我认为权利与义务是一致的，你既然接受了这件事你应该把它做好，不能够厚此薄彼，也不能够根据时间分配上来确定重要或不重要。
从时间的分配上，当然我应该给做学术更多时间，学术是我的基础，也是我进行其他活动的根基。但从具体的做法上来看，我不得不在其他事务上做得多一点，比如图书馆，平时我要注意图书馆本身的运作，要注意微博上同学们对我有什么要求，邮件里又有什么意见。有人说，你犯得着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吗？我说，我既然做了馆长，我就要管，因为我答应，图书馆我是负全责的。跟有的学生相比，以年纪而言，可以是他们的父亲、爷爷，我当教授的时候，他们有可能还没出生，但是作为图书馆馆长，他们就是我的服务对象。
关于政协，我提的提案能够办成，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很难比较。
潇湘晨报：有些媒体希望你讲你喜欢做学术？
葛剑雄：是的。做学术同样也是权利与义务相等的。如果自己觉得精力顾不过来，不适合了，那么就应该辞掉其中一部分，包括学术。如果我在从事这方面的精力不行了，那我肯定会明确宣布退出学术界。不能说你年纪大、资历老，你就霸在那里不动了。
这几年我已经离开研究所了，我就不再申请任何项目，不再报任何奖项。除非有的项目是人家一定要找我来做，我又推不了。
潇湘晨报：担任图书馆馆长这几年，有没有什么遗憾之处？葛剑雄：最大的遗憾是新馆没有建成。复旦的主校区资源特别紧张，很多事情都没法做，物理空间已经到了极点了。
其他方面，我算是尽了力，可堪自慰的是，我们也基本上听不到对图书馆有什么负面的评论了。特别是原来意见很大的文科教授，现在都对服务基本满意了。
另外有些尽管是小事，但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比如当初我当馆长以后，我就提出图书馆的洗手间应该多放些卫生纸与洗手液，这是文明的环境，也要保证读者有水喝，热水与凉水都能同时供应。
关于两会
“今年我提的提案，应该都立案了”
潇湘晨报：近两年来全国“两会”，你提出了善待清退教师、优待抗日老兵、设立边疆节，以及制定离任国家领导人的礼仪规定，明确退休官员的待遇并对外公开等提案，目前这些提案的具体状况如何？
葛剑雄：一般在下一次“两会”之前，总会有处理结果。在此之前，提案审查委员会要审查你的提案，看是否能够立案。提案委员会对凡是不能立案的都会通知你。今年我提的提案，目前没有收到过任何不能予以立案的通知，据我的理解就是都立案了。如果立案了，你可以建议哪个单位来承办这个提案。有的提案涉及面比较广，我们不知道该由哪个单位承办，提案审查委员会就会指定由哪个单位来承办。
潇湘晨报：有没有现在已经向你反馈的提案？
葛剑雄：今年第一个跟我反馈的提案是建议国家语言标准的提案。其他的提案还没有结果。
现在我们的语言文字比较乱。根据以往、国外的经验，我建议应该设立若干个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单位，让它们作为语言文字的规范来示范，文字的用法以它们为准。这个单位可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手机版节目，或者央视的某一个节目，国家成立专家委员会，盯住这些单位，有错就改。
我认为只有做规范单位，才能够起到作用，因为国家的标准是强制性的。单位的压力是大一点，所以需要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可以实行任期制，可以和明升中国语文协会结合起来，不会增加国家的成本。
潇湘晨报：以往，你的哪些提案最终得到了实施？
葛剑雄：有的提案，当初有人不同意，但最后也还是采纳了。比如2009年的节假日高速免费，最初不同意，但过了两年后，政策就开始实施了。我还提出设立国家旅游日的试点，现在也已经实施了，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我还提出对义务教育，国家应该颁布一个最低标准。作为具体的建议还没有被国家采纳，但义务教育工作已经作为教育部工作的重点来做了。我曾经提出的关于义务教育均衡的问题，最终被建议作为上一届政协的优秀提案。
关于放炮
“我跟教育部长并无矛盾，不存在‘放炮’一说”
潇湘晨报：媒体称你是“葛大炮”，你觉得发嘴炮是最佳的问政方式吗？
葛剑雄：这个我认为有很多是媒体的误解。去年问教育部长的事儿，我已经说明了，但媒体就是不肯纠正。
当天并不是我临时起来要问他，我们三个组各自准备发言，一共有9个人的发言，然后自由发言。当初不止一个委员提到这个考研泄题的事情，他们就推我上去自由发言。每个人有三分钟的自由发言。
结果到了发言的时候，前面9个人发言完了，主持讨论的人，不知是不是忘了，他马上说，现在请领导讲话，这时我就站起来，我说等一等，我还要发言。这是政协委员正常地行使他的发言权，谈不上“质询”。
我们的发言也有前提，就是如果这件事查下来，教育部有责任的话，应该向全体考生道歉。
但大家往往忽略这个前提，把道歉的主体，由教育部变成教育部长，我当然知道不一定都是教育部长管这个事，我为什么一定要问教育部长呢，我是问教育部。媒体把道歉的主体由教育部变成教育部长，就变成了我直接冲着教育部长去了。
其实我跟他个人并无矛盾，而且论公，他是我的上司；论私，他是我的朋友。这本是一个正常的事，所以不存在“大炮”的问题。媒体对两会的报道，不应该是谁的声音响，谁讲话多，谁就是“大炮”。
潇湘晨报：考研泄题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是什么？葛剑雄：今年开两会时，教育部来了个司长，他也跟我说，这件事的调查结果是，这事儿是湘潭考试办的一个科长做的。后来，科长本人被判刑。到目前为止，公安部也没发现此事跟教育部的人员有什么关系。
现在查明，这个舞弊案的整个源头，就是这份试卷，没有其他源头。对此我专门开了手机版发布会，大概有8家媒体来了，但大家没有像当初报道的那样热情了。后来有人通过微博私信跟我说，肯定不止这一个源头。我说你要有证据啊。还有人在网上跟我讲，我们同学里抄袭的有很多人，那么我就问他，你愿意做证人吗？
教育部的司长跟我感叹，他说我们也异常痛恨这批人，但是真正要处理的时候又找不到相应的法律。
关于公知
“知识分子应具有批判精神，但不能走极端”
潇湘晨报：有人说你是公共知识分子，你同意吗？
葛剑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本来是褒义词，但是现在成了贬义了，我觉得不应该。
公共知识分子本身就应该有一定的标准，不是自己说是就是，也不应该是别人说你是你就是，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定义。
我其实不希望被称作公共知识分子。如果称我为知识分子，那么请你掌握你的标准。
在“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一小部分人是很极端的，甚至有点民粹主义，还有的人是两面派，口是心非。我反对那种极端的，以简单一句话、一个行为来划分思想派别，自己贴标签、相互贴标签的情形。
潇湘晨报：你眼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葛剑雄：公共知识分子的权利和义务是相等的，你若要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成为公众人物，就应放弃自己的一点私权和私利。
公共知识分子也应该是个负责任的形象，一旦发表了某个观点，就应该对你的观点负责。
我举个例子，当初国家大剧院建造的时候，有个专家委员会论证其可行性，专家委员会最终通过论证（认为可以建造），但通过了之后，有很多反对意见。
有一个app家，他是专家委员会的主任，他表示反对意见。我认为这就不应该，因为既然你担任专家委员会的主任，你就必须对这个投票结果负责，即使你投了反对票，你也没有权利反对最后的结果。所有投票人都必须接受这个结果，除非你发现投票过程中有弊病。“公共知识分子”就缺少这样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关于责任，我到北京开两会期间，说自己是公共产品，在这期间，我不拒绝任何媒体的采访邀请，只要我有时间，你甚至不要征求我的意见，所以最晚的采访是在凌晨3点钟进行的。
潇湘晨报：你说公共知识分子缺乏凭借自己良知来发挥作用的空间，这种空间是指什么？
葛剑雄：比如人家微博上经常给我传一些内容要我转发，我不敢转发，为什么呢？我没有鉴别你这个事实真相的能力，也没有这个渠道。在这种情况下，我给你转发，万一你是谣言，我就传播谣言了。这不能根据简单逻辑去判断。有一些话，我认为应该可以说的，却被屏蔽掉了，那我又该如何发挥我的作用呢？
潇湘晨报：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应如何体现，又该注意些什么？
葛剑雄：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对不良现象的不能容忍，揭露黑暗，这是正常的社会所需要的。
在这种前提下，知识分子不能走极端，要保持底线。政府也要容许他过一点头，对走极端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不违反法律，今天批评你，他可能弄错了，你要说明真相，知识分子也应该接受教训，但一般情况下他说错了，并不是不应该追究，而是追究了之后就会影响其他人的积极性，此时应该可以网开一面。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批判的群体、社会的良心，作为一个扒粪者，是指群体而言，不能扩大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还是有分工的。 （原标题《“我和部长是朋友，辞职与炮轰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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