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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失德行为在各个年龄段的教师中都有，目前社会上所出现的问题，往往是教授、大学校长的问题。只针对青年教师，恐怕是有缺陷的。
——“一票否决制”没有被贯彻落实的最大可能便是——可操作性太弱了。现在并没有一个有效的师德考核机制。除非出现事故，道德是无法考核的，因为它是人们内在的素养。
■本报见习记者 韩琨
关心国际事务的人，对“一票否决制（权）”这个名词并不会陌生，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决策机制里就有这一机制。该词的意思是，在投票选举或表决中，只要有一张反对票，该候选人或者被表决的内容就会被否定。
近日，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党组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称，要把师德建设作为学校工作考核和办学质量评估的重要指标，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年度考核、岗位聘任（聘用）、职称评审、评优奖励的首要标准，建立健全青年教师师德考核档案，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意见》称，这是根据《明升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高等学校实际，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而提出的。近期，“一票否决制”在各大媒体、网络平台上引发热议。
师德是什么
在谈论对高校青年教师进行师德“一票否决制”的评判是否恰当之前，或许人们必须思考：我们所谈论的师德是什么？它具有哪些属性和特点？
提起“师德”这个词，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大概都是韩愈那篇著名的《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当然，这毕竟是古人云，而且韩愈只是对“师”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谈不上是权威判断。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现代社会，师德最直白的意思应当是教师所应该具有的职业道德。
安徽某高校青年教师梁静告诉《明升中国app报》记者，师德是他们考教师资格证时的笔试内容，具体体现为一门《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和法学》的科目。而就实践来说，如同她平日和同事闲聊时说的，当老师是“凭良心干活”。态度端正、认真负责，是她所理解的最重要的师德。
《意见》中提到，强化青年教师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要深入贯彻落实《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以下简称《规范》）。该《规范》由教育部以及明升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共同研究制定，并于2011年12月30日印发，距今不过17个月。
这一官方权威制定发布的《规范》对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用676个字进行了诠释，分爱国守法、敬业爱生、教书育人、严谨治学、服务社会、为人师表6个部分。
在近七百字的内容中，除“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弘扬app精神、勇于探索、追求真理”这类提倡性的规范外，比较明确的不合规范、可以称之为“失德”的否定性表述并不多，值得一提的有，“坚决抵制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坚决反对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也就是说，明确的可以“一票否决”的“失德”行为主要有学术不端以及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谋求不正当的个人利益。
梁静表示，就自己周围青年教师的师德状况而言，大概是因为尚未掌握到足够诱人的资源，一般都体现在工作态度的问题上，同事里“最不靠谱的也不过是上课懈怠懒散而已”。
为什么针对青年教师
从针对全体高校教师的《规范》，到仅仅针对高校青年教师的《意见》，有心人难免疑惑：为什么针对的对象范围缩小了？
根据《意见》，需要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因主要是“与学生年龄接近，与学生接触较多，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影响更直接，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情操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示范引导作用”。而且实际情况中，“少数青年教师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职业情感与职业道德淡化、服务意识不强，个别教师言行失范、不能为人师表”。
在高校中，青年教师与学生年龄接近，接触较多，影响更直接，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青年教师的“失德”状况严重吗？或者说，青年教师是所有年龄层的教师中，“失德”行为最频发的群体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官方特别发文提出加强高校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他们进行“一票否决制”的考核，看起来隐含了一个假设——青年教师这一群体的问题比较多。但是，这并不成立。
别敦荣认为，就最近一段时期内，高校教育系统内所爆出的若干丑闻来看，“失德”行为反而多发于掌握一定行政及学术资源的人员身上，例如，现已被免职的前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
虽然官方给出的免职理由是生活作风问题，但就已经披露的资料来看，在所谓生活作风问题的背后，衣俊卿手里的权力资源才是根本。而在教育行政化的大背景下，行政资源与学术资源几乎是不可分割的连体婴。
根据教育部网站发布的2011年关于高校专任教师年龄情况（总计）统计信息，记者计算得出40岁以下（含40岁）教师的人数占教师总人数的比例约为62%。青年教师是高校教师中的主力军。从这个角度出发，别敦荣解释道，高校教师队伍年轻化的事实可能是《意见》制定时所主要考虑的问题。
“教师的失德行为在各个年龄段的教师中都有，目前社会上所出现的问题，往往是教授、领导的问题。只针对青年教师，恐怕是有缺陷的。”别敦荣提醒道。
师德如何考核
《意见》引发的消息发布不久，5月30日，《光明日报》有评论文章为师德“一票否决制”叫好。文章称，“所有大中小学教师，所有教授、讲师和助教，所有教师、辅导员和校长，只要是从事教育工作，都应强调师德‘一票否决制’……师德建设是‘一个都不能少’”。
然而事实上，对于师德的强调并非近几年才有。
且不论国家于1985年、1991年、1997年先后三次颁布和修改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仅仅2008年一年，明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与女学生发生肢体冲突、北师大教授“粗口门”、中大博导“虐博门”、汶川地震“范跑跑”等一系列事件，都引发了全社会关于师德的大讨论。
事实上，2011年底关于印发《规范》的通知中，就首次出现了“将师德纳入教师考核评价体系……严格执行‘一票否决制’”的提法。
至于“完善师德考核办法……建立健全师德考核档案”，通知文件中也有表述。刚刚印发的《意见》，许多表述并不新鲜，差别不过是把高校青年教师这一群体单拎出来说而已。
既然对师德的重视一直都有，声称要考核师德、“一票否决制”的说法也有了近一年半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一票否决制”没有被贯彻落实的最大可能便是——可操作性太弱了。
“现在并没有一个有效的师德考核机制。除非出现事故，道德是无法考核的，因为它是人们内在的素养。”别敦荣举例道：“在美国，高校老师如果对学生进行性骚扰或者向学生索贿，可能因违背法律而受到制裁。至于其道德问题，学校是难以采取措施的。”
就别敦荣的观察，在当前高校教师队伍中，绝大多数教师还是非常敬业以及爱护学生的，如果说有问题，只是一些教师因为年轻，其学问修养离期待值还有一定差距。在他看来，除少数事件外，就总体而言，高校并没有出现很严重的师生关系的问题。因此，别敦荣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出台《意见》这样的文件，可能是给予一定的政治工作的需要，而非针对高校所出现的问题”。
“文件治教”不如纳入法律框架
北京某高校研究生陈山刚刚考取了北京大学的博士，他对于未来的规划就是博士毕业后找一所高校任教，成为一名“青椒”。因此，他对于与青年教师有关的手机版也颇为关注，思考问题也有一定的“青椒”立场。
看了《意见》有关的师德考核“一票否决制”的手机版之后，陈山的第一反应是：“谁来考核？怎么考核？”
与别敦荣认为道德缺乏量化标准不同，陈山认为“一票否决制”考核的问题在于难以找出恰当的判定者，也在于“一票否决制”可能因为“威力太大”而被不正当滥用。
《意见》称，探索构建学校、教师、学生、社会参与的师德监督体系，并没有言明考核的判定者。陈山认为，有厉害关系的关涉方理论上都不应该做判定者，譬如学生可能因为对教师所给成绩不满意而报复，教师也可能为了讨好评分的学生而放松对学业的要求。更不要说院方或者校方这种教师本就身处其中的关系网络。
“‘一票否决制’很可怕的一点在于，如果真的拥有‘一票否决’的威力，那么被别有用心的人因为私人恩怨而作打击报复之举，被中伤方就惨了。”陈山解释道，由于并不像资历深厚的教师那样把持资源，对于青年教师的中伤多半是在男女关系之类的作风问题上做文章，而这类事件本就难以调查取证，自证清白也会比其他事件困难，所谓百口莫辩。
“知名教授因为作风问题而被惩处的代价很小，因为有其声望和学术能力在。即使离开所在单位，换所学校教书也很容易。但对于羽翼未丰的青年教师来说，则不可能那么乐观。”陈山补充道。
也许陈山的考虑是多余的，就《意见》对青年教师的影响，别敦荣认为，“影响肯定有，但也不要估计过高”，我国习惯于“文件治国、文件治教”，文件发过了，工作任务也就完成了。从长远来看，“教育工作还是应该纳入法律框架来管理，而不是靠《意见》来管理”。
《明升中国app报》 (2013-06-06 第5版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