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前不久，山东大学劝退97名无法达到学分要求学生的消息，引发了一些媒体“正谊的火气”（借用胡适语）。他们让高校扪心自问，因为在媒体看来，退学对一名学生“可能是毁灭性”的，那意思是，不上大学，或认认真真地去做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普通人就是“人生的失败”，殊不知，这正是应试教育和所谓成功学教育造成的不讲常识的思维的反映。
客观地说，大学中不讲常识的地方也很多，比如重技能而不重通识的教育方式，重课题、项目而不重实际成果的评价标准以及日益偏离教学为中心的倾向等等，但总是从道德上去谴责，实在于事无补。
当下明升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处于非常尴尬的时期。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面对从小学就受到应试教育熏染的学生涌入，大学只是在被动地应对。一张试卷原来只有中等难度，可以保证绝大多数学生及格，现在不行了，它很可能会导致30%~40%的学生不及格，解决的办法往往是降低难度，减少题量，以致一些公共课的试题难度还不如高考。没有智力上的挑战，没有适度的压力，就难怪学生要兴趣索然、学习积极性不高了。严格要求也早已不受欢迎，一些名教授因在打分上要求严格，导致其课程的选修人数大减，而旁听人数却大增。学校管理部门更是不鼓励“严格要求”，他们成了大学生的保护神。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为“保卫大学生”。
现如今，多数大学课堂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一方是地位日渐丧失的一线教师，一方是经过应试教育后疲惫的学生。两个弱势群体的相遇和博弈，本来可以相拥取暖的，但前者对教学效果本能的期待，以及后者对持续性课程耐心的缺失，让可能产生的信任消耗殆尽。随着教学在学校各项工作的排行越来越低，变相地鼓励违反教学秩序的现象也越来越多。这也是“保卫大学生”的一个新特点。
比如“合法翘课”的频繁出现，对正常教学秩序和学生心理的影响就不可低估。一些有职务的学生可以出示规范的请假证明，不是有校方、院方或校外的活动，就是以比尔·盖茨、乔布斯为榜样，拿大学生创业的号召作为理由。关键是，这类行为得到保护，因而在学生那里变成了另一种特权。这部分学生很可能还想象着若干年后，可以像当下某些名人一样出现在电视谈话节目中，得意地讲述当初翘课的经历和经验。
而最让一线教师产生挫折感的是，有的学生第一次课就不到场，他（或她）以不存在的方式漠视教师和学校规定的存在。但他们仍可以参加考试，仍然可以正常毕业。从这个意义上看，指责大学不爱护学生倒真是冤枉了大学。
本来大学用“综合评价”替代单一分数的评价是为了矫正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但在没有公平机制和公开透明原则保障的情况下，“综合评价”变成了模糊随意的主观标准，或者说无标准。完全不考虑分数的矫枉过正，使有背景、有关系或会溜须拍马者合法地获得各种各样的荣誉，这等于剥夺了学生的学生身份。
学生不再是单纯的学生，他们是一群身份模糊的集合体，成了没有主体意识的环境的产物。简言之，社会和学校有多复杂，学生就有多复杂。这就是为什么阅历丰富的老教师也要感叹如今学生的社会经验和成熟度远超自己的想象了。
当然，大学也不是一味地不作为，但长期被动地应对，已经让一些大学的管理者失去了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像有的大学出现靠指纹点名的兼具app性和荒诞性的方式就是一例，山东大学劝退学生也不能例外，它同样是长期被动地“保卫大学生”导致的矛盾积累的结果。但此事的复杂性在于，大学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而对于一所几万人的大学，劝退97名学生，所占比例也并不高，同样的情况，在其他学校也出现过，只是没有集中清退。这样充分的理由，不是一句“学校要尽到学校的责任”的质疑就可以驳倒的。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比劝退更好的办法，让劝退这种“硬着陆”转化成“软着陆”？
其实，完善学分制就是一条可行之路。山东大学的97名学生都是因为学分未达标，才被劝退的，如果在学分总体要求不变的前提下，延长学分获取的时间，他们也许还有可能保留学习的资格。这个时间当然不可能是理想中的“终身学习”，但延长至十年、八年应该不难做到。较之劝退，这样做或许更为稳妥，也更容易为各方所接受。
看来，被动地退让去“保卫大学生”，以此来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冲击，不仅不能造成双赢，反而会相互拖累。新的管理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但必须是积极的、与机制建设同步的，并且与学校自身的定位相匹配。
《明升中国app报》 (2013-04-04 第5版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