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年都要从北大选出50个偏远地区的贫困大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这两年我发现，选人真难，来自偏远农村地区的贫困孩子越来越少了。我想，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会提高的如此之快吧。”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谈到教育公平问题时，谈起了这个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
部属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扩大招生来“报恩”
俞敏洪出生在江苏农村。
1980年，经历了三次高考之苦，他考入了北京大学西语系。
这样的经历让他对农村孩子公平获得高等教育资源的问题感受颇深。
“一个地区人的受教育水平，直接关系到这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其实，那些边远地区的孩子，更应该享受到全国性的优质教育资源。他们在学成以后才能更好地为当地发展服务。”
在俞敏洪看来，教育既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更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基础。但是，近年来，北大、清华、复旦等一流高校，在本地招生比例不降反升。
一项来自《新京报》的调查显示：2012年，清华大学在北京扩招比例达45.3%；同年，复旦本科计划在沪招810人，占比近1/3；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的41倍，广东的37.5倍，贵州的35.4倍，河南的28倍。
“我不相信这些学生的智商一定超过偏远地区。”对于地域性高等教育招考比例不平衡的问题，俞敏洪言辞激烈。
20世纪末的“985”、“211”工程，地方财政参与部属高校建设，地方政府出钱，必然要求回报；高校招生心里也装着一本经济账。这也注定了经济实力较弱省份有心无力。
对于部属高校对地方政府的 “报恩式”做法，俞敏洪认为，如果说目前倾斜不可避免，但倾斜过度就太不公平了。
异地高考解决不了教育不公：需要更高级别的政府顶层设计
为了改善大城市对当地生源过分倾斜的现状，很多地方政府做出了一些改革，比如异地高考。但在俞敏洪看来，异地高考并非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的最佳策略。
“这实际上是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一种是本地公民，一种是准本地公民，他们能参加异地高考，但真正为这个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是那些不符合异地高考条件的孩子家长。他们户口不在北京，但是家在北京。孩子在北京已经很多年，由于某些原因不能被纳入其中。”俞敏洪估量，北京GDP该有40%甚至更高由非京籍创造，但可能只有5%符合异地高考的条件。
分析了这种情况，俞敏洪给出建议，“高考改成全国统考，根据统考分数和考生所在地报考比例，来分配全国最优秀的高等教育资源”。
“北京学生还是可以到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去读书，不会有新的不公平和新的保护主义。”在俞敏洪看来，不需要激进的改革，只需要不断地趋向公平，就能让全国性资源公平享有。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委员认为，单纯靠地方出台异地高考是行不通的，解决不了教育不公平问题，需要更高级别的政府顶层设计，因为部属高校直接归教育部管理，地方是无权管理的。
“部属大学要全国公开招生，不能有名额限制，不论在新疆、内蒙古还是北京、上海都有资格考试，凭本事录取，考上考不上是个人的事。”葛剑雄认为，这样才能保证大家机会上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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