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明升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等6所第一批申请核准的高校章程正式公布的消息被媒体解读为大学“去行政化”的重要举措。不能否认，这种依据条文的乐观解读含有一种美好的期待，但毕竟与校园的实际情况隔得太远，因而乐观得不免失真。这种失真很可能会遮蔽大学改革的真问题。
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2011年就下发了。据说，按照“暂行办法”规定的时间表，2014年底应该完成70所左右的“大学章程”的核准，2015年完成其余高校的章程核准工作。但三年过去了，这个文件并没有在大学中引起多少人注意，相关的基本情况，要不是透过报纸报道或网络传播，也没有多少普通的大学教师和大学在校学生知晓，乃至关心。
“大学章程”被看作是大学的“根本大法”，是“大学治理理念、制度的集中体现，是高校管理的基本准则，也是学校明确办学方向、突显办学特色的重要保障”。如此重要的制度建设的改革举措，大学的两个主体——教师和学生却不知晓，也不甚关心，这一热一冷的反差，实在值得反思。
事实上，现有的大学体制和机制以及长期过度的“行政化”已经把大学的教师、学生和大学管理层划分成了“我们”和“他们”两个部分。管理层把所有管理者当成“我们”，而把被管理的教师、学生看成“他们”。“我们”和“他们”之间，可谓界限分明。
本来，大学行政和教师只是分工不同，各司其职，角色还可能相互转换，并不会出现绝对的“我们”与“他们”的区分。但在过分行政化之下，管理者的权力日渐增强，感觉也日渐良好，很自然地形成了“我们”的意识。一旦形成“我们”的意识就很容易产生排它性，其直接表现就是包揽一切，并从“我们”的视角和“我们”的利益出发来制定相应的政策。像重庆某大学在制定津贴制的政策时过分照顾行政人员而引起本校教师的强烈不满就属于这一类。
强化了“我们”，作为“他们”的教师和学生的地位就会下降。因为变成了“他们”，是所谓“他者”，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就不复存在，其表现便是话语权日益减少，成为纯粹的被管理者和学校事务的旁观者。校园的舞台中央闪现的总是“我们”，大多数的“他们”是纯粹的观众，只享受“免票”这一点优惠。
而长期没有话语权，作为“他们”之一的教师中也形成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努力成为“我们”，从而拥有话语权。但这部分人并不占多数，因为“我们”的职位有限，大部分教师并无此荣幸。另外，也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愿意放弃自己热爱的app研究和教学工作，因此，更多的倾向是，自动放弃话语权，进而对一切教育政策，包括改革的措施都漠不关心，连带着也失去了兴趣。
“大学章程”制定就是一个例证。如果从程序上看，它很可能是相当完善的。大部分学校都是由校领导亲自挂帅，成立起草小组，经过院系领导的讨论，顺利完成，然后上报、核准，最终出台。内容上也一样。新公布的第一批申请核准的6所大学的章程无一不是秉承“学术至上，学者为大”的精神，并且拥有诸如“学校实行教授治学，保障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促进学术发展”之类令人兴奋的具备现代大学制度的条款。但问题是，大学里存在着“我们”和“他们”之分。
虽然程序、内容上都无可挑剔，可“大学章程”的制定主要是“我们”的任务，任务完成了，“我们”产生兴奋的情绪理所当然。但作为“他们”的教师和在校学生呢？应该说，大多数的“他们”是无从参与的，甚至无缘事先过目。
一般来说，参与和责任感、荣誉感、认同感是成正比的，参与得越多、越深入，责任感、荣誉感、认同感也就越强烈。如果作为“他们”的教师和学生仅仅是从参与起草和讨论的“我们”那里分享兴奋，或者只是“被分享”，其兴奋程度至少远不如后者。这也难怪“他们”会把本校的“大学章程”当成诸多的文件之一，因而失去了关心的兴趣。
造成“我们”和“他们”的局面的原因是大学行政权力过于膨胀。过分膨胀的行政权力打破了大学应有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平衡，使大学的权力向行政一面倾斜。在大学市场化的条件下，它还会转换成“无限公司”化。
既然如此，要消除“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隔阂或鸿沟，一方面需要通过增加作为“他们”的教师和学生对学校事务的参与性，使“他们”在参与过程中转变或者说恢复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改革体制和机制，对“我们”的权力实施有效的限制和监督。
应该看到，改变“我们”和“他们”的意识及其形成的体制和机制，是明升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忽视了这个问题，“去行政化”就只能是少数人的游戏。而没有多数人支持、使多数人获益的改革，其本身不仅无法获得动力，也失去了意义。
《明升中国app报》 (2013-12-05 第5版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