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过程重整把核心问题进行一定梳理，怎样让两岸的教育有更深层次的探索，这是两岸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台湾华梵大学校长 朱建民
在高等教育领域，海峡两岸虽然存在差异，但也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挑战。比如台湾1994年进行教育改革时，曾有一种广设高等大学的呼吁。这种过于快速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大陆地区1999年开始扩招，很多高校在感觉到扩招带来好处的同时，不免也会承受一定压力。
于是，怎样通过过程重整，把核心问题进行一定梳理，怎么样让两岸的教育重新有更深层次的探索，这是两岸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如果站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我们会发现，其实中华民族近百年屈辱的历史，就是一段被工业化浪潮先进国家打压的历史。如今我们已经迎头赶上，但全球化的过程已经开始了另外一个阶段。从教育的层面来看，印刷术的出现是影响知识传播的重要因素，但自互联网盛行后，整个学习和教学模式已经出现很大改变。在我看来，目前两岸高校对此的回应还是偏慢的。因为至少在台湾高校，学生在教室里已经不再是“用不用功”的问题，而是愈发成为只会玩手机的“低头族”，这一现象必须要引起重视，因为这意味着整个知识传播管道、学习方式和学习资源的掌控方发生了变化，从而必然引起教学和学习模式的改变。如果今天我们只是强制地把学生的手机、平板电脑收起来，这恐怕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应该说，当今的一代人正面临一个内在的，且会深刻影响学习和教学模式的改变。即在印刷术以后，教师地位和学习方式的巨变。台湾老师常常会感觉到自身失去了以往的权威性，但这种改变并不是因为学生的伦理水准、道德标准下沉，而是整个知识传播系统发生了改变。
在我的学生时代，高校教学模式并不先进：图书馆资源不见得很好，老师的授课也不生动活泼。但那时的学生在精英培养的过程中，其自身的知识足以应付自我学习。但当教育普及后，如果再用这种方式让学生自我学习已经不现实，然而这样的改变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老师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他会很自然地将自身熟悉的学习模式教给下一代，然而下一代却未必能够真正有效吸收。
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两个重点。首先是评价的问题，其次是通识教育问题。
在评价的问题上，台湾目前面临的困境是：教育部门与大学之间的角色如何定位。教育部想要行使监督权力，而大学则渴望自立，两者的关系又该如何衡量。
事实上，如果从学术教育水准的提升角度看，教育部门的监督是有其必要性的，而且台湾地区的法律条文也已经保障了这种权利。同时，根据条文，教育部门在对大学监督的同时，大学也要进行自我评鉴，教育部门对此具有督促的作用。但事实上，大学在目前的发展状况之下，对于自主权并没有真正的善用。大多数还都是听认形式，很少去思考学校的教育理念，甚至高等教育的教育理念究竟是什么样。可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处于一个新旧混杂、定位不明的状态。
尤其是在今天的台湾，很多大学校长大吐苦水的原因主要集中在经费问题上。为了争取经费，就要配合政策，但他们似乎忽略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大学的使命何在？大学教育其实是一个民族灵魂的反映，如何让高等教育不只是受限于数据上的发展，如何让其对整个民族文化，甚至对整个世界产生推进作用？这才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
在通识教育方面，目前的台湾对此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够。应该说，通识教育的理念来自于美国，但美国大学的结构和特点是与台湾大学不同的。在美国，高校学生在大一阶段的课程并不分专业领域，学生在大二或大三时才会确定自己的第一专业。然而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学生刚刚进入校门就需要进入一个固定模式。如果此时将学生从固定课程中抽离出来，其对于一般通识课程的认同度是不会很高的，这也就会为政策执行造成困难。
需要注意的是，在课程结构上，台湾高校严格意义上是介于大陆和美国之间的。因为大陆的系所专业属性，以及学生的专业归属感要比台湾高校更高，学生从大一到大四，都会在同一个校园里面生活、住宿，这与台湾很多高校的“通学”状况是不一样的。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大陆高校更应引起思考。
（本报记者陈彬整理）
《明升中国app报》 (2013-11-21 第7版 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