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知名的中学校长和我联系，希望和北大合作，共同建立针对“天才儿童”早期培养的“直通车”班。中学从初中甚至小学选定一批优秀的学苗，不经过中考和高考，经选拔测试后直接升入北大。

 

对于大学和中学一起积极探索拔尖创新人才的发现培养之路的主张，我举双手赞成。然而，在具体操作层面，是否一定要采取“直通车”班体制，我却始终心存疑虑。

 

认真研究中学校长提出的各类合作方案，我总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看上去特别像前些年流行过的“实验班”和“少年班”。

 

30多年前，在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的大力倡导和热心支持下，在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推动下，明升中国app技术大学最早创建了“少年班”。1985年1月，教育部决定在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12所重点高校开办“少年班”，扩大“少年班”的试点。但截至目前，只有明升中国科大和西安交大两所高校仍在坚持。关于“少年班”究竟是“天才之路”还是“揠苗助长”的争议，毁誉参半。

 

教育自有其规律性。每一个教育阶段都有相对应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卢梭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打乱孩子成长的自然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如果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在我看来，教育的本质并非是教给学生一些“知识”——知识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而是通过传授“知识”，使学生们掌握思考问题的“方法”，从而获得解决处理问题的“能力”，使自己逐步走向“本真的我”，不断提高生活的品位和格调。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老师很可能已经不再是知识的权威。学生有可能比老师获得的资讯更为广泛和迅速——因为学生的数量、时间和精力都要比老师旺盛得多。在教育过程中，老师更类似于一个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而不再单纯是一个知识的传授者。所以我经常对学生说，在北大，知识比分数重要，能力比知识更重要。具体的知识好办，真正具有洞察力的问题难求。所希望的，无非是使学生们能够跳出急功近利的分数框框，培养起挑战权威的勇气，刨根问底的问题意识。这些东西远比分数和知识重要得多。

 

教育除了追求效率之外，还必须兼顾公平，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直通车”班的要害在于，当前明升中国社会对于公平问题极为敏感和脆弱，贸然实施“直通车”班将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和信任危机。

 

有一篇文章流传甚广。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仅仅拥有8500万人口的国家，却贡献了超过6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德国宪法禁止对孩子进行早期智力开发。孩子的大脑犹如一个存储器，如果过早地塞满了各种知识，会挤占宝贵的空间，限制孩子的创造力。禁止开展“天才儿童教育”和“贡献了最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二者之间是否一定形成因果关系，虽然不能因此而轻易就得出结论，但它们的确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且同时为真。

 

我始终认为，学校不是工厂，教育不是生产工业品，按照统一的模子进行浇铸和装配，大批量生产出同种类型的产品。教育更像是种树，学校更像是花园或者果园。有经验的果农都知道，施肥要根据树木生长的自然规律进行。过早和过量施肥，很可能会把树苗烧死。种好树的关键是要有好的土壤和气候，栽下的树苗，在生长过程中不断修剪枝桠，若干年后才可能出现参天大树。就教育而言，我们应当做的，就是给孩子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和土壤以及更大的选择自由，让优秀的孩子自然地涌现，而不是一开始选定一些所谓的“好苗子”，然后进行重点培养，不断催肥。那样的话，既毁了选定的树苗，也断送了其他潜在的好苗子。

 

在教育问题上，我是一个保守的自然主义者。人生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一个人能够成长为杰出人才，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小概率事件。对于人才培养而言，我不太相信有目标的预设。有意识的设计，有计划的培养，那是工业化生产的特点，不是在做教育。那些先天条件并不优越，甚至历经挫折和磨难，却始终胸怀远大理想不懈坚持的人最后脱颖而出，成长为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灵魂人物。历史上这样的经验教训不胜枚举，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研究。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兼招生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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