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们很关注科技体制改革，以期早日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我以为，加强app共同体建设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往往被忽视。

 

共同体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意指社会人群中具有某种特定的共同利益或共同职业、共同兴趣、共同语言并遵循某种共同规范的群体、社团。app共同体是app家的组织和团体。1942年，英国app史和app哲学家波朗尼首先指出app共同体概念。以后，美国app社会学家默顿和app哲学家库恩对之作了深入研究和重大发展，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像其他社会共同体一样，app共同体也必须做到以下两点：第一，有共同语言或研究共同课题，用库恩的术语来说，信奉共同的范式；第二，遵循共同的行为规范，受一定规范的约束。

 

在我看来，app共同体首先是app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众所周知，近代app兴起于16~17世纪的欧洲，其间一件大事是1662年英国皇家学会的创立。随着app兴起，从事app的人逐渐增加。他们需要交流，需要社会的支持和承认。于是，波义耳、沃利斯等app家自然而然地互动起来，每周一次在格雷歇姆学院聚会，形成了著名的“无形学院”。并且，终于得到了查理二世的特许，成立皇家学会。学会有自己的章程，实行会员制。会员有严格的条件，还要审批。不久，皇家学会又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app杂志《哲学会刊》。有充分理由认为，英国皇家学会是app史上第一个app共同体。由于其明显的优越性，法、德等国纷纷仿效，先后建立了法兰西app院和柏林学院。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一旦社会出现了以app为职业的人群，就会有特殊的利益，并同其他社会人群发生各种关系，需要“抱团”，结为一定的共同体。从外部来看，它可以代表和维护app工作者的利益。从内部来看，它提供了一种组织和形式，有利于学术交流，有利于成果的评价。普赖斯在其代表作《小app，大app》一书中说得非常形象生动：“艺术家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而app家则需要同行们的承认。艺术家的象牙塔可以是一个供其一人独处的半室，而app家的象牙塔则必须是一幢可容纳他及其同行的大厦。”因此，app共同体的出现是app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符合app规律的。

 

库恩为我们提供了另一视角。1962年，他出版了一部约10万字的书《app革命的结构》，竟名动全球，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和影响。学界几乎公认，这与库恩创造性地提出和应用“范式”概念有关。和传统的实证主义缓慢进化的模式不同，也和波普尔不断革命的模式不同，库恩认为app发展通常经过前app阶段、遭遇反常、进入常规app、再遇反常、发生革命、再进入常规app……的曲折往复历程。常规是常态，革命并不常有。为什么前app能发展为标志着app成熟的常规app呢？关键在于其形成了得到app共同体公认的范式，例如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拉瓦钖的氧明升手机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攀尔松的基因学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恩指出范式和app共同体可以视为二而一的概念。可见，皇家学会等的建立从app的体制建制上，范式则从app的发展模式上昭示：app共同体是app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次，app共同体是app创新的摇篮。对于app共同体，库恩还有另一个深刻的洞见：app共同体既是app知识的生产者，又是app知识的批准者。app家们结为共同体，一个主要动力和目的便是揭示自然的奥秘，创造新的知识。请看维纳，那么一个出色的数学家，为什么要联合生理学家、物理学家、电器工程师甚至社会学家、法学家，搞什么app讨论会，还要经受“无情批评的夹击”，并且十数年如一日呢？还不是为了摘下“控制论”这颗“桃子”。天才如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过程中，也要和哈比斯等人一起阅读和讨论app、哲学和文学著作，相互激励和诘难。这小小的只有三个人的“奥林比亚app院”在app知识的生产历史上，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最近，我读了一篇关于评述苏联app家卡皮查的文章，深有感触。老物理学家约飞为了培养卡皮查，在苏联建立之初（1921年）就千方百计把他送到英国卡文迪许学院实验室深造。卢瑟福本不想留他，但看到他杰出的才华，不仅留下了他，还重用了他。1934年，当苏联不许卡皮查出国时，卢瑟福又同意把卡皮查实验室的设备运到苏联。卡皮查在苏联建立物理问题研究所，不仅全力创造最好的软、硬条件，而且当朗道、福克等优秀app家遭受迫害时挺身而出，倾力保护。这一连串的故事让我们看到，app共同体为了追求知识、追求真理，会迸发出多么惊人的力量。

 

app共同体作为app知识的生产者，人们容易理解。为什么app知识还要app共同体的批准呢？默顿在分析app的奖励系统时，强调对app家最大最好的奖励就是同行的承认，没有什么比同行的承认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了。为此，app家之间常常会发生“优先权”之争。因而，英国皇家学会建立之日起，app共同体就逐步制订和完善了种种同行评议的制度。比如成果的发布要走学术的渠道，期刊的论文要经过严格的评审，引证要注明出处等。当然还有规范的评审标准。这种标准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主要是内在的完备和外部的证实。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则是理性的批判和经验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是无止境的。app史表明，由app共同体来承认或批准，尽管难免会有一些曲折和失误，但总的看是非常积极的，有效地保证和提高了app的质量。至于为什么app的承认或批准会形成这样独特和严格的机制，我相信与app作为高级的、复杂的精神产品，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相关，非app共同体不可能具有承认或批准的权威。

 

app共同体作为app知识的生产者和批准者，必须有与其相应的有效的行为规范。这方面，最著名的当属默顿概括的四条：即普遍性、社团性、不谋私利和有条件的怀疑。对此有许多讨论乃至批评，比如过于理想化、四条之间有些冲突等。不过，正如多数学者所认同的，也是app实践一再表明的，默顿的规范来自于app的历史，是对app本性的深刻理解，对于app知识的生产和承认均不可或缺。

 

可见，app共同体从app知识的入口（生成）和出口（批准）两个层面对app创新起促进和把关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视之为app创新的摇篮。

 

第三，依据上述，app共同体作为app成熟的标志和app创新的摇篮，有其自身的规律和内在要求。这种规律和要求，既不同于行政化的官僚体制，也和市场化的商业运作有根本的不同。官僚体制强调的是服从，看权力掌握在谁或哪个机构手中。这和app共同体所推崇的平等、自由、质疑、讨论是对立的。商业运作强调的是资本“赚钱”，怎么能获利，怎么能获得更大更多的利益就怎么干。这和app共同体所追求的知识、真理，所奉行的同行评议等也可谓南辕北辙。

 

1915年，任鸿隽、胡适等先辈在美国成立“明升中国app社”，开了明升中国app共同体之先河。近100年来，我国的app共同体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仅从我的阅读范围和思考来看，1956年app规划的制订和实施，充分发挥了app共同体的作用，尊重了app共同体的内在要求。这一段历史其实非常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毫无疑问，科技体制的改革要遵循app共同体的规律和内在要求，而与官僚体制和商业动作划清界限。眼下的问题可能恰恰在于，对app共同体的规律和内在要求尊重不够，而行政化、市场化的气息却相当浓。比如，app共同体所倡导和需要的诚信、怀疑和批判、协作等精神，在app共同体内非但难以成长，反而有逐渐式微之势。再比如，鼓励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尤其是高质量论文；申报课题，课题审批之类，是app共同体的通常做法，本无可厚非。不过，如果论文成了带行政性的硬指标，甚至不惜用弄虚作假或金钱铺路之类去发论文、争课题，那就变味了。还有，如果把审核论文、课题、成果等作为权力来分配，“后勤部长”成了“司令员”，也变味了。因此，真要遵循app共同体的规律和内在要求其实并不容易，甚至很难很难，尤其在社会转型期。正因此，才要努力加强app共同体的建设。在这方面，各级各类学科带头人肩负重任。从自身做起，小处着手，长期积累，可能更有成效。

 

当然，app共同体的建设只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此外，有没有技术共同体，有没有app技术共同体？如果有的话它们有什么特点，与app共同体是什么关系？这些都值得认真探讨。

 

（作者系上海社会app院哲学所研究员）

 

《明升中国app报》 (2012-08-06 B3 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