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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钟华
近日，清华大学“明升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课题组发布《明升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状况手机版（2011）》，10万多个数据统计后的结果显示，农业户口学生中，获保送资格的比例为0.3%；非农户口学生中，有0.8%获得保送资格。
而保送生中，来自城市地区的学生比例明显大于其他地区。家庭所在地为省会城市的学生，获得保送资格的可能性是郊区农村学生的11.1倍。
此外，家庭条件对获得保送、自主招生、优惠加分等的机会也有很大影响，父亲是管理阶层的学生获得的机会是农民层级子弟的7.5倍。
所有这些数据似乎指向同一个现实——在大学生这些经过强力社会选择后的幸存者中，仍然体现出较强的社会阶层、家庭背景等方面的不平等差异。
作为明升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者，该如何认识这个问题？这一现实又将对明升中国高等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
代际影响的存在无法忽视
在一般人看来，对于高考来说，孩子们坐在同一个考场里考试，这似乎是最公平的，而当进入保送、自主招生等其他入学方式时，家庭背景的差异就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是，在清华大学“明升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app学院教授刘精明看来，“即使大家坐在同一个教室做同一张试卷，绝对按考试成绩来录取学生，这里面依然会有家庭背景的差异。因为孩子的学业成绩跟家庭有联系，他是在家庭里成长的。家庭背景的因素无论以哪种方式都不会切断这种联系”。
事实上，无论在哪个国家，教育都是通过两个方面获得，一个是个人的能力，另外一个是先赋性因素。之所以大家对先赋性因素比较关注，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大家对由于个人能力的差别而产生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而先赋性因素的不平等，家庭条件、环境的差别，我们会认为是一种不公平。
在任何一个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社会里面，代际的传递是一种无法切断的联系。而目前为止，对不同家庭的孩子上什么样的大学、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上大学，现在这样的研究还并不多。刘精明说：“社会学的基本出发点是促进社会公平，因此，我们在作研究时，会更关注那些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会重点地提出来讨论。”
自主招生难保教育公平
对于研究结果，清华大学“明升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课题组总负责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史静寰教授认为，在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下，农村学生在自主招生等特殊招生方式上确实存在劣势。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保送生、自主招生等方式，针对的是高考 ‘一刀切’的弊病，给高校一定自主权来选拔学生。”史静寰说，“从自主招生的初衷来讲，就是要招适合学校的文化氛围、培养目标、培养模式的学生，这些学生可能是在某些方面具有特长，也可能是创新能力更强等，是招生选拔更加多样性的体现。”
而该课题通过对自主招生学生入校后的跟踪考查结果表明，这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高、创造性思维也更活跃。或许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否认自主招生这种方式是成功的。
“公平问题很重要，但是每一个具体的教育环节不足以改变那么一个深刻的、宏观的问题。”史静寰认为，不能把所有的教育问题都归结为公平问题，而自主招生没有承载去改变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这样的任务，“如果仅仅把自主招生看成实现教育公平的手段，我觉得那是不太合适的。”
刘精明则指出：“所谓教育不平等，它的实质是社会不平等，它根植于社会不平等。当然，教育的不公平也会反过来加深社会的不平等。整个社会是开放还是封闭，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我们看到这么多教育的问题，实际上出问题的是社会，而不是教育本身。”刘精明说，“当然，无论是从社会学角度还是哲学意义上来说，绝对公平都是不存在的。在各种可能的、能够带来社会活力的教育选拔方式中，如何在制度上更完善，能够杜绝社会不平等的影响，这才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问题。”
家庭多样性应是教育多样性的一部分
今年，教育部向贫困地区提供了1万个招生名额，以保证这里的孩子有更多机会进入高校。
在史静寰看来，这是我国高考招生政策的一个好的调整，“自主招生提供了在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之下，用补充性、探索性的选拔方式来增加学生群体多样性的可能，而多样性、差异性可能是更好的状态”。
现在大学已经渐渐转向通过多样性选拔保证学生群体的多样性。“而事实上，家庭本身也是丰富性的一部分。这1万个名额，就明显代表了多样性的一个视角，这也是公平给予政策方面的一个提示。”史静寰相信，随着明升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弹性空间大，更多样性的选拔方式还会出现。
史静寰的课题组也调查研究了家庭背景对学生的影响，“我们发现来自管理层家庭的孩子视野更开阔，但我们也有大量的事例证明后天的教育给予学生潜力的刺激”。尽管初入大学的时候，农村的孩子适应能力明显要低一些，但是随着年级的提高，他们的改进非常明显。正因为他们原来没这么丰富的经历，没这么好的背景，大学教育反而给他的刺激更大，激发的潜力更多。
“明升中国社会转型期，有很多外界的因素超出了教育的范畴。”史静寰坦言，她也常常感到教育的无力，“教育公平问题现在更受关注，就是因为在社会转型期一些问题被放大，但不能因为这些放大的问题来否定全部，要给明升中国高等教育一个往前走的环境。因为如果没有教育的过程，那么这些问题可能会更严重。”
她说，教育工作者也必须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们相信现在做的离理想还差得很远，但是我们一定是在向这个方向走”。
通过教育过程促进社会公平
“学生得看到自己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面的，有很多是不可控的，家庭的因素、背景这些是自己无法选择的，但同时有很多因素是可控的。明升中国社会还没有到个人完全被固化的程度，还是一个开放型的社会，人还是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命运的。”这也正是史静寰他们作这个研究的初衷之一。
刘精明指出，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评价体系，关键是要有参照系：“社会的现实是每个人必须要意识到的，另外，人的主观能动性、潜力也应该要充分认识到。从个人的理解上，应该认识到不公平存在的长期性；但是从公共政策的角度一定要缓解因社会不公引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史静寰建议，大学应该意识到学生群体的差异性，应该意识到从农村、边远地区来的孩子们并非智力不高，要给他们时间来适应，“学校要为多样性的学生提供多样性的服务、多样性的支持”。
“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它给人提供了一个重新发展的机会，给予人他的先赋性因素所不能赋予的东西，就是开放、包容、责任。”史静寰说，越是好的学校越应该担负起这样的责任，“这些大学的学生就更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来维护社会公平。教育的作用就是把人放到一个具体的情景中去，越是像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越要把公平、正义这些理念和学生感受性的东西结合起来，而教育的积累性作用是任何其他事物都替代不了的。”
“我们应该通过高等教育的教育本身来促进社会公平，来传导公平理念，来传导平等的方式。如果我们培养的大学生能够在以后用公平的理念去工作、去生活，那么这样的社会将是有希望的。”刘精明说。
公平问题很重要，但是每一个具体的教育环节不足以改变那么一个深刻的、宏观的问题。不能把所有的教育问题都归结为公平问题。
无论是从社会学角度还是哲学意义上来说，绝对公平都是不存在的。如何在选拔制度上更完善，能够杜绝社会不平等的影响，这才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问题。
《明升中国app报》 (2012-06-06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