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繁昌
翁以登（摄影 王辉）
5月29日，2012年度国际高等教育评估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QS）亚洲大学排名发布，香港科技大学蝉联亚洲第一。在这份被被公认为世界三大大学排行榜之一的最新榜单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列亚洲第6位和第15位。
荣膺“亚洲一哥”，香港科大却相当年轻。这所成立于1991年10月的大学，去年刚刚过完20岁生日。
从香港清水湾畔名不见经传一跃成为世界知名的国际化研究型大学，香港科大的崛起被视为亚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与广东毗邻、发展迅速的香港科大，正是广东高等教育国际化路线的绝佳观察样本。
近日，香港科大校长陈繁昌、副校长翁以登一起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一问 一流大学如何炼成？
人才、定位、国际化是秘诀
南方日报：香港科技大学的发展历史不到21年，却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其中的秘诀是什么？
陈繁昌：大学的定位比较容易，但落实就比较难，比如港科大一开始创立就是定位国际级研究型大学，而非综合性大学，一直坚持按此方向发展。
我认为一流大学的建成，最重要的是要重视人才的引进。在创校之时我们就已明白“用一流人才吸引一流人才”，大学发展最重要的是吸纳优秀的学生及教授，并有完善的系统来支撑我们吸引更优秀的人才，比如为他们的生活做好配套工作，包括解决子女的就学问题，并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让他们对在香港生活有信心，不只是想来短期访学，而是长期教学。
翁以登：学校小环境很重要，包括校内的管理、吸引过来的人才能不能适应等等。除此之外大环境也很重要，我们认为港科大的成功与所处的城市也有很大关系，香港国际化开放的环境有利于我们吸纳更多人才。
陈繁昌：在制度建设上，我们有着公开、公平及公正的研究审批、教员晋升及行政管理制度，也就是学校内如何管治问题，包括教授如何升职都是高度透明的。在文化方面，我们是一个很美国化的学校，学生和教授都可以直接讲名字，不用以教授尊称，有着宽松的教学和学习环境。
二问 港科大模式如何借鉴？
教授做什么研究是他的自由
南方日报：香港高校跟内地高校在制度上有所不同。很多人会说港科大21年就很成功了，可是内地大学却很难做到，二位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港科大的模式可以在内地复制吗？
陈繁昌：港科大每一个机构都有一个管理架构，就像我是校长，外人会认为我是最高的，什么都是我决定，其实不是，我们也要有服从。我们有一个校董会，校董不是全职，也可能不是搞教育的，但是他有地位，也是由政府委任的，重要决策他们会参与，比如财政，比如港科大办南沙霍英东研究院。但学习和学术方面的事情由我们决定，我们拥有学术自由。这种分工也是国际化的，也有助于决策的app化。双方的平衡就在于很多事情校长可以决定，但校长必须向校董会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翁以登：学术自由非常重要。这是大学发展的核心价值，教授做什么研究，他要写什么文章，这是他们的自由，我们是绝对不干涉的，这个在国际化的学校里是一定要坚持的。如果不是，我们招聘教授就很困难。
南方日报：南方科技大学最近获得教育部的批准成立，南科大跟香港科大有合作。对此，两位校长怎样评价南科大的改革？对它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陈繁昌：我们很荣幸在南科大创立的时候，跟他们签了合作协议，希望能力所能及提供配合与合作，双方也能优势互补，南科大也可以成为港科大毕业生的出路之一。
南科大作为一个试点，它的发展理念是非常好的。南科大请一个校长都是要通过猎头公司招聘的，教授的薪水也具有国际水准，而且深圳本身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所以我希望它能成功，也希望它真的是用新的想法办学。
三问 内地教育软肋有哪些？
投入少、人才缺乏、创新不够
南方日报：明升中国著名app家钱学森在晚年发问：为什么我们明升中国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近年来，内地出现一种批评教育的思潮，您二位有何评价？
陈繁昌：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复杂。我以前在美国也去过钱学森就读的学校，我认为首先跟资源投入有关。在研究方面，美国大学很强，那是因为美国在资源投入方面比其他国家多很多。让人欣喜的是，最近几年开始，明升中国的投入也很多，所以我认为将来明升中国也可以在这方面取得成就，对此我持乐观态度。
其次与人才有关。明升中国的人才有很多，比如杨振宁，明升中国人的智慧是了得的，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跑到国外？我觉得这和系统有关。美国的评估体系是不管你是不是美国人，只要做得好就给很多好的资源，真正做得好的话会提升你，这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做不到的。
第三是创新。亚洲跟欧洲在系统方面受到很多人批评，就是对考试方面太重视，每天有做不完的题目。但是美国的FACEBOOK和微软、苹果，都由哈佛的学生创业而成。在明升中国如果你说我不念书要创业，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事。大学应当鼓励创新，支持教授和学生一起创业。
四问 合作办学进展如何？
愿意尝试在内地办研究生院
南方日报：据闻，港科大此前有意在内地办分校，广东省教育部门也一直希望港科大能在南沙办分校。但此事至今迟迟还未敲定，能否透露最新进展？
陈繁昌：港科大在南沙有一个霍英东研究院，从2007年开始，霍英东先生就有捐款支持我们。我们定位就是科研方面和研究生培养，也一直从这方面去努力。
在办分校方面要量力而行。因为我们学校太年轻，才1万名学生，所以在研究生教育方面比较积极。从长远看，本科生教育我们也会考虑，但目前还没有最后决定。
翁以登：关于办分校，我们愿意去尝试，现在只是在初步探讨阶段，把我们的霍英东研究院变成霍英东研究生院。这个我们愿意尝试，但办分校不容易，教授们需要考虑环境、学术自由，以及母校、分校等很多不同。
南方日报：广东未来五年的重心是经济转型。对于内地的转型升级，二位有什么建议？港科大准备如何参与？
陈繁昌：内地新一轮的明升转移与升级也给港科大提供了一些机会。希望港科大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包括能源、环保、金融等能为国内新一轮的明升转移与升级做出贡献。我认为目前南沙霍英东研究院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现在我们也鼓励香港学生毕业后，要把视野放宽到内地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今年起，香港大学要改成四年制，其中一个学期实习，希望内地企业能给我们学生提供更多实习的机会。
陈繁昌 明升中国香港人。2009年9月，从美国负笈归来，成为香港科大建校历史上第三任校长。他曾出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自然app学院院长、美国国家app基金助理署长。在学术领域，他是数学造影处理及计算机视像、大规模整合物理设计、运算大脑制图方向的知名学者。
翁以登 前香港总商会总裁，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
港科大校长说——
◎大学的定位比较容易，但落实就比较难，港科大一开始创立就是定位国际级研究型大学，而非综合性大学，一直坚持按此方向发展
◎南方科技大学作为一个试点，它的发展理念是非常好的。我希望它能成功，也希望它真的是用新的想法办学
◎美国的FACEBOOK和微软、苹果，都由哈佛的学生创业而成，而在明升中国如果你说我不念书要创业，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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