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日报》报道，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发布一份研究手机版，从包括清华大学等985高校在内的23所本科院校中，收集2万多份调查样本，对明升中国的985院校和美国研究型大学做了一番比较：985院校学生在“课上提问或参与讨论”题项上，有超过20%的明升中国大学生选择“从未”，而选择这一选项的美国大学生只有3%；只有10%的明升中国学生选择“经常提问”或“很经常提问”，而选择这一选项的美国大学生约为63%。
随后，媒体发出的几篇时评，矛头都直指明升中国应试教育体制或填鸭式教育模式，认为明升中国学生从小被灌输“真理”和答案，缺乏质疑习惯。乍一看，这观点似乎挖掘出了 “明升中国大学生提问少”的根源，细想来其实不然，“明升中国大学生提问少”并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只需课堂形式稍作改变。在教育体制难以做出根本性改变的当下，一味把问题归咎于教育体制或模式，会把一些可以通过具体措施解决的问题，推向无解。
明升中国大学生提问少，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提问或交流环节一般不会成为课堂的一部分，学生在课堂上没有太多提问机会。现在的大学生，早已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获知信息途径非常广泛，对社会热点甚至国际大事都有强烈的关注欲望，会有各自不同的看法。然而，在一般大学课堂上，由于时间有限、授课内容太多、大班上课学生多等原因，老师不会专门分出一些课堂时间作为提问或交流环节。即便有提问环节，也只是在课堂快要结束时，简单问学生有没有疑惑或问题。大学里的讲座都会留出一部分时间，作为大学生提问环节与演讲者互动，经常看到很多同学争着举手争取一个提问机会。这学期在北大旁听一门手机版专业课程，每次课堂前20分钟，老师会让学生就一个话题自由表达观点，很多同学都会参与讨论、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辩颇为激烈。
大学生提问少，是因为大学课堂上普遍缺乏专门提问或互动的环节，没能充分调动学生提问或表达观点的欲望。解决这个问题，只需教学方式稍加改变，调整课堂时间的分配，不一定非得追根溯源地批判或改革整个教育体制。
很多教育问题，在时评家的批评中，最后都会归咎于教育体制与教育模式。这种评论逻辑看似深刻，其实是一种思维的惰性，它缺乏对教育问题、学生与教师的真实深入了解，习惯性地认为任何教育问题，都来自摧残学生能力的应试教育体制，从而把一个又一个教育问题推给了“万恶”的教育体制。这种评论思维，缺少就事论事的分析，容易把一些可以通过具体措施改进或解决的小问题过分放大，放大到无解。
教育体制改革是渐变的，短期内不可能实现根本性改变，一些教育问题可以在渐变中、具体措施中得到解决，别动辄就非要改变教育体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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