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访谈嘉宾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捐款性质 捐款本身都是善举
新京报：现在国内高校似乎每逢校庆，都会呼吁校友捐款？
陈平原：其实，大学接受捐款，并非到了校庆的时候才做；这项工作一年四季都在做，一般都是以某某大学“校友会”或“教育基金会”的形式专门负责。为什么到了校庆时才引起公众注意，特别是逢五逢十乃至百年校庆？这里有三个因素：一是时机，校庆时说服校友捐款相对容易，也显得顺理成章；二是心理，这个时候，基于“荣辱与共”的立场，校友们容易被感动；三是媒体，媒体的积极介入，让捐款者更多了解母校的进步及需求，也让捐款这一善举更广为人知。此外，大学为了制造“规模效应”，也可能平时谈好，校庆时集中发布。这就造成了大学校庆期间密集捐款的现象。
新京报：您认为从性质上看，校友捐款算是什么？对国内国外而言，有区别吗？
陈平原：捐款这一行为本身，应该都被视为“善举”。不管是捐给大学，还是捐给专门的慈善机构；是关注国内的环保、医疗、灾害、残疾人问题，还是非洲地区的失学儿童，都是一种爱心的体现，一种高尚的品格。至于捐给“甲”还是“乙”，那是由捐款人的意愿决定的，你不能追问，更不能限制。但现实中确实出现了这么一种倾向——越知名的大学，获得的捐款越多，形成所谓的“马太效应”。你看看大学的捐款排名，与大学的影响力排名基本同步。原因在于，捐款人若考虑“效应”的话，当然是捐给知名大学更容易获得关注与赞誉。另外，还得考虑校友的能力：越是著名大学，其毕业生成才的几率越高，对母校的回报因而也就越普遍。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捐款动力 出自对母校的认同感
新京报：您曾说：“（校友会的工作）第一步是建立牢不可破的感情，而不知不觉中，你会有回报母校的冲动。”但是从目前来看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捐款主体多为有钱的、有名的和有权的校友，普通校友似乎只是旁观者，缺乏“回报母校的冲动”，为什么会这样？
陈平原：一个人愿意捐款，有两种基本的心理动机：一是同情，二是感恩。纵观国内外大学，所谓“回报母校”，就像给自己家乡捐款一样，有感恩的成分在里面。这既合理，也合情。因此，我真正想表达的是，对于校友捐款，不应该仅仅统计捐款总额，更要统计实际捐款的人数和比例。因为，看捐款的积极性，可从一个侧面观察到校友对于母校的认同感。从这个角度说，各大学除了看重“大钱”，更得关注“小钱”。募集小额捐款，既吃力，又不讨好，可这很能显示校友的心情。我看国外及香港的大学，在校友的小额捐款上，做得非常细，让你举手之劳就能完成此心愿。还有，他们统计时，会说今年共有多少校友捐款，这与总共募到了多少钱，两个数字都很重要。前者往往被公众及媒体忽视了，但它体现的是全体校友对母校的认同感。
所以，我认为校友捐款的比例，应该成为评价一所大学的“校友会”或“教育基金会”工作的重要指标之一。当然，这也是大学形象及声誉的侧影，可被仔细观察与剖析。
新京报：我注意到您有一个身份是“中山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是否会呼吁捐款？如何呼吁？
陈平原：或许是长期从事人文研究的缘故，我对“为母校募捐”这件事，处理得很低调，小心翼翼。这确实是校友会的重要工作之一，但要把握一个度，不能让参加活动的校友感到压力。最热心校友活动的是两头，一是已退休，一是刚毕业。这些人热情高，但往往经济实力较弱。募捐不是“逼捐”，你首先得考虑捐款者的能力及心情；参加校友活动，不管捐不捐，都要给人尊严与快乐。另外，我不喜欢泛泛而谈，若募捐，必须有特定需求。比如，最近中山大学筹建博物馆群，希望校友们捐款，这我觉得可以做。
捐款回报 适当奖励是必要的
新京报：2010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100周年，当时系友黄怒波捐出200万元，支持设立高端学术层次的“胡适人文讲座”，表面看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回报。有具体回报吗，是什么？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陈平原：那200万是支持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的一系列活动，至于设立“胡适人文讲座”和“鲁迅人文讲座”，是另外给的。此举没有任何直接回报。我认为，愿意捐款的，大都看重以下三点：一是事情有意义，二是本人有能力，三是事后能落实。我们的工作目标很明确、黄本人有能力、以往的合作也很顺利，因此，我只谈了半个小时就敲定了。倒是我自己心里有压力，人家赚钱不容易，不能乱花。系庆活动不用说，大家看得很清楚，有他这笔钱垫底，我们可以只谈“友情”，只字不提这“阿堵物”。至于他捐给“胡适人文讲座”和“鲁迅人文讲座”的钱，我们放在“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建立专门账号，专款专用。而且，每年汇报业绩，说今年请谁谁谁来讲，效果如何如何。人家看不看我不管，我这么做，自己心安。在我看来，大学既要学会“要钱”，更要学会“花钱”，让捐赠者深切地感受到，这捐赠是值得的。
新京报：国内不少高校校友捐款，一般都会给予一定回报，比如冠名大楼或讲座或奖学金。现在似乎面临两难，给出回报，会有沽名或交易之嫌；没有回报，会影响到其他校友捐款的积极性。您怎么看？
陈平原：因校友大笔捐款而冠名大楼或讲座，我认为这很正常。必须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回报”。一是合法的荣誉，对于积极捐助教育者，给予适当的表彰，这个全世界都一样。就像这回华生夫妇为东南大学捐款，也包括此前黄怒波为北大捐款，大学很自然要提出是否冠名的问题。他们谢绝了，那是他们的高风亮节；但不能苛求所有的捐赠者都这么做。另外一种回报，则带有学钱交易的色彩，不太合适。比如，你给我捐款，我授予你学位或学术头衔。好大学爱惜羽毛，一般不会这么做。问题主要出在募捐困难的学校。金钱和学术之间，不能进行直接交易；你可以用别的奖励方式，以表示感谢。如何让捐款人真切感受到做善事的魅力，但又不损害学术的尊严，这方面，“仪式感”很重要。
捐款管理 “用不好”会让人心冷
新京报：与国外高校相比，国内高校校友捐款是否乐观？
陈平原：我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一来国人经济实力提升，二来鼓励捐赠的法规逐渐完善，三来各大学积极操作。最近这些年，各大学的校友捐款工作发展很快。通过向海外高校取经，加上国内各院校之间互相学习，很多大学都建立了运作良好的校友会及教育基金会。但这项工作要有长远打算，最忌讳“势利眼”。两年前我在中大演讲，提及做校友工作不能“嫌贫爱富”，不能冷落那些“非著名”的校友。越不著名，越不能怠慢，因其容易受伤害。而且，今天是著名校友，弄不好明天就身败名裂，进监狱去了；而今日的“非著名”,说不定日后“发迹变泰”，为母校做出更大的贡献。尤其是学者，沉潜几十年，默默无闻，突然一飞冲天的，不是没有可能。借用毛泽东的诗句:“风物长宜放眼量”，做校友工作，属于“长线投资”，切忌“短线操作”。
新京报：校友捐款该如何使用？是否需要向全体校友定期公布捐款数量及使用情况？
陈平原：当然需要。具体在什么范围、采用何种方式公布，那是因时因地而异。我注意到北大及中大都有公布，只是人家校友不一定关注。我还是那句话：人家看不看是一回事，你做了，自己心安。用好善款，能唤起大家继续捐款的愿望与热情。反之，则容易让人心灰意冷。近日媒体报道，汶川大地震后，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香港特区政府和绵阳市政府共同投入建设了一座教学楼，2010年3月投入使用，并更名为绵阳紫荆民族中学。日前这楼被拆掉了，具体原因众说纷纭。不管理由是什么，凡接受捐赠，都必须尊重捐赠者的意愿，尊重他们的感受；万一出现变更，一定要事先与捐赠方充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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