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现阶段自主招生已经达到如此规模，再进行数量上的提高已经意义不大，我们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谋求质量上的提高。”
郑柯（化名）是国内某“985工程”重点大学的招生办主任。这句话是不久前他在接受《明升中国app报》记者采访时说的。当时，他曾明确表示自主招生试点数量应该不会再增加了。但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教育部便出台了一个与他的判断似乎有些相左的决定。
一个语焉不详的决定
这一决定来自于教育部在4月底下发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指出要“逐步扩大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范围”。在很多人看来，“扩大录取范围”似乎预示着教育部要进一步提高试点院校数量。然而对此郑柯有着不同的理解。
“这条规定的内容并不是十分明确，‘扩大范围’可以理解为试点院校数量的增加，但也可以理解为自主招生数量在试点院校总招生数量中比重的提高，《意见》对此应该有一个较明确的界定。”郑柯说。
事实上，尽管在《意见》公布后，很多媒体都将“逐步扩大试点范围”放到了相关报道的标题位置加以突出，但在《意见》的正文中，对此的叙述和解释相当简略，仅表示将“在坚持统一高考基础上，探索完善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破格录取的方式”。
记者也曾就此专门致电教育部相关部门，但其工作人员均以自己不是政策制定者为由，未予解释。
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这依然是一个有些“语焉不详”的决定。
5个月与20年
得知这一决定时，郑柯正在出差的路上。他在用手机上网时，偶然看到了相关媒体对此事的报道。
“我之前对此毫不知情，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教育部更详细的解释。”郑柯说。
郑柯所在的高校在国内高校中能排入前30名，而且早在多年之前便已经实施了自主招生。作为招生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如果相关部门向高校征求意见的话，郑柯至少会有所耳闻。“我估计很多大学的招生人员到现在也不知情。”他说。
今年2月到4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郑若玲到台湾淡江大学进行了两个月的讲学、研究活动。那段时间，一件事情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年4月，台湾教育部门正式推动12年‘国教’（相当于大陆的义务教育），该计划2014年将正式实施。而这一计划是在20年前提出的，在这20年里，台湾相关部门听取了大量意见，进行了反复的论证。”郑若玲说，反观大陆，有些政策推出得实在有些草率。
依然以此次出台的《意见》为例，在提出扩大试点范围的同时，《意见》还表示将鼓励建立大学联盟，发挥部属高校优质资源辐射作用。然而，就在2011年11月，据相关媒体披露，教育部曾明确表示，大学联盟规模不会再扩大。
短短5个月时间，作出两个似乎有些矛盾的决定，如果说事先作了细致的调查，相信很难服众。
郑若玲表示，在教育改革中，有些决策在制定之前，最好有一个比较app的量化论证。“比如在自主招生的改革中，是不是可以多作一些调查，以判断此类改革在高校是更受欢迎还是更不受欢迎。”据她了解，对于自主招生，很多高校其实是有些畏惧的。“虽然自主招生能带来好的生源，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需要大量复杂的工作，以及人、财、物的消耗。其间还是存在一个‘成本比例’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只有经过详细的调研，才能被发现、被解决。”
提升质量并非全有意义
在实施自主招生1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究竟需要继续“量变”，还是谋求质的提高？
事实上，从自主招生诞生之日起，“扩军”便一直是它的“主旋律”。
2001年，经教育部批准，江苏省在该省范围内首次尝试自主招生改革，参与高校为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2年，该省的试点高校扩大到了6所；2003年2月，教育部正式决定在国内22所高校开展自主选拔试点，这也标志着自主招生工作的正式展开。
此后，几乎每年都会有新的学校加入到自主招生的“大军”中。直到2010年，国内开展自主招生试点工作的高校达到80所。此后，这一数量没有再改变。
前述郑柯之所以认为不应再扩张自主招生的院校数量，自有他的理由：“目前实施自主招生的80所院校，基本涵盖了国内顶尖院校，其专业分布也基本实现了全覆盖。考生已经有了充分的选择空间。”他说，此时最应该做的是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与提高，而不是数量上的增减。
郑柯的意见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事实上，就在不久前，同样位列“985工程”高校的某理工科大学招生办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发表过几乎相同的看法。不仅如此，在一些人看来，即使是“质”的提高，也并非全部都有意义。
据宁波大学招生办副主任吕慈仙介绍，从今年起，宁波大学将开展“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制度的新模式，即按照学生高中会考成绩、综合素质测试成绩和高考成绩三个部分，按照一定比例折合成综合成绩，由试点院校择优录取。这样的制度已经在浙江省内多所院校开展。
“相比传统的自主招生，这样的招生模式是更具开放性的。”吕慈仙说，这也带来了一个启示，即传统的自主招生并没有改变“加分录取”的固有模式，也就会带有高考的一些固有弊端，而在此基础上的小修小补，因为无法撼动原有的核心关系，对自主招生的推进不会起到很大作用。“如果不对现有的自主招生作大的变动，单纯增加一些院校或简单提升所谓‘质量’，其实意义不大。”
抱着的孩子学不会走路
吕慈仙的看法得到了郑若玲的赞同。“我不反对目前的自主招生改革，这些改革也并非完全没有作用，只是觉得如果一些核心问题不解决，改革的意义不会太大。”她说。
郑若玲所提到的“核心问题”便是如何提高高校在自主招生中的自主权。她表示，在自主招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目前的考试形式还是没有跳出分数至上的框框，也由于这种框框的存在，高校的自主权没有多大改善。
以联考为例，尽管每次联考，各高校都会提出各种“改革”，但无非是在笔试或面试环节增加一些新的变数。然而，学生的素质岂是一次笔试或面试能够体现？“高校作为招生主体，却不敢或不愿意发挥自主权，探索新的方式，这很可悲。”
至于原因，郑若玲认为，一是相关部门害怕人情的介入；二是高校招生长期被政府、招办包办，已经失去了自主能力。“这就像孩子如果一直被抱在怀里，是学不会走路的。”她说，既然现在要扩大高校自主权，既然高等教育市场已经从买方市场进入卖方市场，且平台越来越透明，舆论监督越来越强大，是不是也给高校一些基本的信任，相信他们有能力挑选自己的学生呢？
对此，郑若玲建议借鉴美国经验，将以高考为代表的绝对录取依据仅作为基准，各层次高校可以设立不同基准，如果通过高考的基准，便具备了考取各层次高校的基础。在此之上放权给高校，让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考核学生。“单纯的改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重新设计新的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选拔出我们需要的人才。”她说。
《明升中国app报》 (2012-05-09 A1 明升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