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读书，我就不能不想到我念高一的母校——江西九江的同文中学。2009年应《光明日报》“母校礼赞”专栏之约，我写了一篇《读好书 做好人》稿，5月13日发表。之所以用这个题目，因为这是同文中学的校训。同文中学诞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我国之时，历经中华民族百余年苦难风雨，与民族同患难，与国家共呼吸，正如今天同文中学校园十数株150年以上树龄的香樟一样，根固于地，擎天而立，枝繁叶茂，生机勃勃。“读好书 做好人”的校训真好，既可以理解为：要读好的书，要做好的人；也可以理解为：要把书读好，要把人做好。不论如何理解，都可归结为：读书，要有益于身心健康；做人，要有益于国家、民族；读好书是为了做好人，做好人就要求读好书。这个校训把为什么读书、如何读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讲得简扼而深刻。笛卡尔讲得形象：“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991年，我增选为明升中国app院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那是1980年后的11年间明升中国app院第一次增选，备受社会关注。当时很多记者采访我，向我提了很多问题。问题之一是：“哪一本书给你印象最深，对你影响最大？”我想了想，就讲：“无可奉告！”我真的讲不清是哪一本书起了其他书不可比拟的作用。读书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日积月累的，是潜移默化的，是会从量变到质变的。但在记者一再提问下，我就讲了：如果只凭直接的印象来判断，有两本，都是解放初期读的。一本是小说，奥特斯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本是哲学，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前者给了我巨大的长期的鼓励，直面人生；后者给了我深刻的初步的启迪，认识世界。小说中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明升m88。明升m88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一个人的明升m88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明升m88和精力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作的斗争。”在1963年读到雷锋同志所讲的名言：“人的明升m88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明升m88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两者多么契合！讲法似不同，本质、境界全一致！一直深深影响着我，激励着我，引导着我。《大众哲学》讲“量变到质变”这一规律用的是西湖雷峰塔为什么倒塌的实例，指出抽走导致塔倒塌的最后一块砖时，就导致了质变。当时，我就想到了我国古谚：“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两本书，使当时解放初期还只十六七岁的我下决心跟着共产党，对献身共产主义崇高的事业树立了坚定的信念。很快，1950年1月我就入了团，1956年2月我就入了党，无论是百花争艳的春天、天高气爽的秋季，还是暑气逼人的盛夏、天寒地冻的严冬，无论是身处顺境逆境，我抚心无愧，从未对自己的坚定信念有所动摇。

 

如果深究我之所以能如此的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是中华民族文化、经典著作对我影响深，我从4岁到9岁，就是在学习传统文化中度过的。特别是《论语》对我自幼深深的熏陶。其实，《论语》中的词汇、语句、论述、思维等等早已深入了我国人民生活与思想之中，从“启发”、“反省”到“温故知新”、“后生可畏”，到“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君子不器”、“和而不同”，如此种种，何能胜数。在思考问题或感情沸起时，幼时所受的这些教育内容就自然会在其中。所以，在我接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工作后，又一次读了《论语》，后来，至少有10次以上，用《重读〈论语〉——兼谈如何读书》为题，作了系统的演讲，实质上，是汇报我个人读书，特别是读《论语》的内心体会。演讲中我谈了四点体会：一、读书，就要把握整体地读，以孔解孔，这就防止理解走偏。例如，“学而时习”这个“习”字，主要是“实践”的意义，而孔子所讲的“学”不仅是指向“书本”学，而且更重要的是向“实践”学，在“实践”中学。二、读书，要抓住重点地读。一本书是个整体，但其中会有主有次，应当抓住重点。《论语》的重点有二：一是“仁”，一是“学”。“仁”是孔子希求人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而“学”是达到此一境界的道路。当然，再深入下去，孔子学说的精髓是“中”、“中道”、“中行”、“中庸”，而所有这一切的基础是诚信。《论语》中的“忠”主要涵义是“诚”。三、读书，要下学上达地读。一本书，一篇文，一段话，它的论述往往是针对在当时条件下具体的事情，在形而下的层面上，读者还应抽象到形而上的层面上去理解。《论语》讲治国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天就可理解为：各应在其位，各应谋其政。四、读书，要联系实际地读。读书，我不赞成统统要“立竿见影”，社会急需的而自己又能做的当然就尽快尽力去做。日本近代著名的企业风云人物涩泽荣一（1840-1931），日本人誉之为日“企业之父”、日“金融之王”、日“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他总结办企业成功经验的书，题为《〈论语〉加算盘》。《论语》喻义、文化，算盘喻利、经济，他办企业成功之本就是将义与利、文化与经济、士魂与商才紧密结合起来。他讲：“有士魂尚需有商才，无商才会招来灭亡之运，舍道德之商才根本不是商才，商才不能背离道德而存在。因此，论道德之《论语》自应成为培养商才之圭臬。”“以《论语》为处世之金科玉律，经常铭之座右而不离。”《论语》对商场尚且如此，对社会其他方面的重要性更可想而知！

 

我校涂又光先生是冯友兰先生的高足。冯先生逝世后的遗稿，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均由涂先生定稿。涂先生常讲：“在基督教世界，每个人都要读一本书，《圣经》。在伊斯兰教世界，每个人都要读一本书，《古兰经》。我们明升中国呢？我看至少知识分子至少要读两本书，《老子》、《论语》。”后来，我看到任继愈先生也有类似的讲法。正因为如此，我任校长后，硬是挤时间熟读熟背了《老子》，受益匪浅。读《老子》，以老解老，我读出了什么？讲得概括一点，就是“自然、无为”四个字，而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一文或许是对《老子》一个很好的诠释。当然，这四个字远不能包括《老子》的全部内容。“自然、无为”，就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一切应全面而协调地按客观规律办事。柳宗元讲得很形象、很深刻：“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就成功；而“好烦其令，而卒以祸”，就失败。

 

深究我之所以能如此的原因，其次是革命传统文化、革命经典一直伴着我从十六七岁走到今天将跨入八十岁了。我坚决跟着共产党、献身崇高事业的理想就是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众哲学》这两本书开始的。我读过一本德国小说，叫《第一步》，讲的是在反法西斯战争年代，德国有一批青年，他们各自经过哪件事，走上了革命道路的第一步。对我而言，这个“第一步”，是1949年5月23日在南昌迎接解放，看到解放军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情景，这同国民党的兵特别是伤兵到处横行霸道、欺辱群众的情景截然对立，是这个对立的现实；这个“第一步”，之后能够深入，能够坚定，能够持续，就是以上两本书奠的基。当然，新明升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从1951年读第一卷到1960年读第四卷，到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印象当然深，影响当然大，特别是其中有许多文章、许多论点、许多警句尤为如此。例如“老三篇”：《为人民服务》讲的是人生价值或人生意义的取向；《纪念白求恩》讲的是责任感；《愚公移山》讲的是行为准则。对现在的精神文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经典著作给我人生奠了基，那么，革命传统文化、革命经典不仅在强化着这个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给我人生导了向。什么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明升中国化，就是世界先进思想、文化同明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明升中国实际的紧密结合。我读《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为什么感觉那么亲切，就因为它们是明升中国化的，即中华民族文化化了的、明升中国实际化了的。

 

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就是以“文”化人。人能从动物人变成社会人，从野蛮人进步为文明人，从低级文明人发展为高级文明人，靠的就是文化。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一切的创新都是从文化创新开始的，而一切文化的创新又是从知识创新开始的。文化的载体是知识，知识的载体至今主要仍是书本。高尔基有句话讲得很深刻：“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源泉！”莎士比亚讲得很生动：“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知识是重要的。西方哲学家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名言不十分确切。如从反面讲，“没有知识就没有力量”，这就确切了。没有知识这一载体，哪里还有文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里的学习，首先就是学习知识，当然不只是学习知识。知识承载了文化，即不仅承载知识本身，而且承载了文化应有的内涵。鹿善继在《四书说约》中讲得很对：“读有字的书，却要识没字理。”读以字表达的知识，但是通过知识去理解没有以字表达的知识所承载的“理”，即文化内涵，首先是思维与方法。知识是文化的载体，而思维是文化的关键，方法是文化的根本。没有思维的知识是僵死的知识，一个高级的书呆子，就像一本大辞典，内容浩瀚，但创造不出任何新的知识。人若如此，他只会照章办事，纸上谈兵，一害他人，二害自己。郭沫若深刻地指出：“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的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书读活人，可以把人读死。”关键在于有思维，这就是“人为万物之灵”之本质。有了思维，知识才活了，能够发展，能够创新，能够超越自己。文化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的基因，就在于文化的精神──它不断追求文化本身更深刻、更普适、更永恒，或者讲，更加求真、务善、完美、创新。因此，读书需要对已有的文化理解、领悟，进一步反思、怀疑、批判，而后发展。不论是同客观世界、物质世界、康德所讲的他敬畏与惊赞之一的“头上的星空”这个世界紧密相连的app文化，还是同主观世界、精神世界、康德所讲的他所敬畏与惊赞之一的“心中的道德法则”这个世界紧密相连的人文文化，它们的精神层面是一致的。不过前者侧重于求真务实，后者侧重于求善务爱而已，两者最终追求的都是完美、创新。教师教书，我们读书，就是要通过授（受）业，即传授（接受）知识，在这一基础上，去解惑，即启迪思维，了解方法，从而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去传道，即升华精神。但是，授（受）业、解惑、传道这三者又不可分割，彼此渗透，相互支持，形成一体。应该说，授（受）业是基础，解惑是关键，传道是根本。正因为解惑是关键，所以朱熹在《朱子语类·读书法》中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读者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app文化与人文文化，它们所紧密相连的世界不同，从而它们的功能不同，形态互异：app文化是“立世之基”、“文明之源”，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必然失败，不能立于世；按客观规律办事的app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推动文明进步。人文文化是“为人之本”、“文明之基”，违背人类社会道德法则，必遭社会唾弃，人不成为“人”，文明会成为野蛮。《周易·贲卦·彖辞》讲得对：“文明以止，人文也。”正因app文化紧密同客观实际、客观规律相连，要求真，所以在形态上，知识主要是一元的。思维主要是严密逻辑的，方法主要是系统实证的，精神主要是求真务实的。app文化可以说是一个知识体系，要符合客观实际、客观规律。而人文文化大不尽然，它紧密同精神世界、最终关怀相联，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还是一个价值体系，从而它的知识不一定是一元的，往往是多元的。思维不一定是逻辑的，往往是直觉、顿悟、形象的，方法不一定是实证的，往往是体验的，精神主要是求善务爱的。正因为两者的形态不同，就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例如，app文化的思维与方法极为严谨，保证了它的正确性，而人文文化的思维与方法极为开放，不拘一格，保证了它的原创性。过于严谨，就会呆板，失去原创性。过于不拘一格，就会狂妄，失去理性。所以，在上世纪40年代清华大学梁思成教授鉴于文理分科过重，就明确指出，这只能培养“半个人”。我国有见识者一再提出，我国教育规划纲要也已明确提出，要“文理交融”。历史已证明，不仅在高等教育中，学“文”的应学点“理”，学“理”的应学点“文”，而且还应反对在中学教育中文理分科、偏科。中学这种文理分科“因材施教”是个幌子，主要是为了“应考”，更何况这种分科十分有害于人文精神与app精神的培育这一根本大计。培根讲得很细：“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app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这段话的后八个字讲得多深刻。所以，即使在高等教育中，学文科的也应该读些理科的书，学理科的应该读些文科的书。还要提到一点，在当前急功近利、浮而不实，乃至学术诚信缺乏的社会气氛中，有些学文的未必真有人文功底，未必真的了解人文精神，有些学理的未必真有app功底，未必真的了解app精神。

 

汉代刘向有句话：“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善读，固然要博览，更要有重点。善读，力求“开卷有益”。叔本华讲得对：“我们读书之前应谨记‘不要滥读’的原则。……不如用宝贵的时间专读伟人已有定评的名著，只有这些书才是开卷有益的。”善读，名著要反复读。苏轼讲得深刻：“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当今的时代，是开放的时代，是多元文化激荡的时代，是app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是知识数量爆增的时代，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迅速崛起的时代。面对风云瞬息万变的时代，需要学习，需要读书，需要读好书，做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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