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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研究的孤独前行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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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西北师范大学“长江学者”王鉴 |
■本报记者 刘晓倩
高个、方脸、寸头，一眼望去，王鉴是个标准的西北大汉。一开口，却透着一股儒雅之气。作为西北师大首位“长江学者”，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鉴对《明升中国app报》记者这样介绍自己——“我是研究少数民族教育近30载的土生土长的师大人”。
一次家访扎根“民族教育”研究
“你为什么不愿意让娃娃上学？”王鉴问。
“学校里学不到我们需要的东西。”藏族老乡回答。
在王鉴的办公室，他回忆起20多年前的那一次家访。正是家访时的这次对话让他从此扎根西北民族教育。
当时，王鉴从西北师大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毕业后留校，到甘南州夏河县阿木去乎下乡社会实践。那时候，“雇读”现象在甘肃藏族地区时有发生。由于升学率不高，孩子们即使上学也很难考入大学，而学校里又学不到对当地生产生活有直接用处的知识，所以当地人宁愿花钱雇汉族学生替他的孩子上学。
“雇读”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又该如何改变？
一年的实践、一连串的问号，激发了王鉴对民族教育研究的极大兴趣。
回到学校，王鉴写下了他在民族教育领域中的首篇有影响力的论文——《藏族地区教育综合改革研究》，并引起了业界的普遍关注。
接下来，王鉴在民族教育方面的研究一发不可收拾。他成功地将民族教育与课程教学论相结合，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明升中国多民族多文化背景下的课程与教学问题研究。至今，王鉴已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研究成果曾先后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教育app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考察归来的惊喜发现
“你最喜欢什么课？”王鉴问。
“汉语文课。”学生回答。
这是2012年10月，王鉴在西藏考察时与一位藏族四年级小学生的对话。“以前学生大多最喜欢的是体育、音乐或藏语文课。现在对汉语文课感兴趣了，说明我国双语教学政策的执行在民族地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王鉴说。
不仅如此，他惊喜地发现：过去只在汉族学生中存在的“陪读”现象，如今也广泛出现在藏族学生中，不少爷爷奶奶专门到县城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支持孩子上学。
“这说明学校的教育渐渐适应了民族地区人民的需要。从教育方式到学生毕业后的出路，这条民族教育之路被打通了。”王鉴分析道，导致民族地区群众从被动到主动接受教育的原因包括：一是推行双语教学，使学生对学校教育有了适应过程。二是在课程方面加入了与民族文化相关的内容，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三是集中办学以及国家对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减少了学生在上学路上的危险。
对此变化，王鉴表示，民族教育是具有特殊性的，其发展要充分尊重本身性质。同时，民族教育研究在促进民族教育事业特殊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民族教育事业的辉煌成就不仅说明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正确性，也说明我们通过民族教育研究，按照app规律促进民族教育发展的有效性。
“孤独”的研究者
尽管王鉴拓宽了民族教育的研究领域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因为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队伍较弱，全国的影响力不够，同行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比较少。同时，民族教育属于教育学和民族学一级学科中的边缘学科，研究者常因此而被“边缘化”。就像王鉴自己所说：“在少数民族课程与教学领域，我有时感到非常孤独。”
“课程教学论是主流学科，全国有很多人研究。但是，少数民族课程与教学论却很少有人涉足。”王鉴说他们在北京、上海等地作手机版时，很多人认为那只是西北地区的事情。甚至在基层调研中，王鉴和同事也遇到很多困难，吃闭门羹是经常的事情。“有些学校不太支持，要了解学校的真实情况，必须扎根在那里。”
“总的来说，我们缺乏一个主流研究平台。”王鉴说，多年工作中，他们也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经验——浸泡在学校里，作深入研究。现在，王鉴会派博士生在学校里呆3个月，教一门课，从而了解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真实问题。
随着王鉴研究成果的发表及影响力的扩大，他和他的研究团队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研究机构的重视。教育部也将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确定为我国研究西北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唯一人文社会app研究基地。国内外众多名校的相关研究机构也加强了与王鉴学术团队的合作。他们的研究成果正在逐渐走向世界。相信总有一天，这些曾经“边缘化”的研究者终将进入研究的主流。
《明升中国app报》 (2012-11-14 第6版 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