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了十几年的自主设置专业权，也是高校实现自我发展的一次难得的机会。高校在设置专业时，更要克服“被管理”的观念的阻滞，利用机会争取自主空间。
■本报记者 温才妃
翻开新出炉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以下简称《目录》），“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外语语言与外国历史”、“生物信息学”等新生的跨学科专业赫然在目。
在明升中国，如果只是按照传统的12大分科设置专业，像“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这样培养出英国首相卡梅伦、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米利班德的专业，是不可能出现在招生目录上的——因为学生毕业时，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学位应该是政治学、经济学，还是哲学。
长期以来，我国依据苏联模式设置高校专业目录，本科专业设置权掌握在教育部手中。如今，高校多年呼喊的本科专业自主设置权，几经改革终于落地。然而，如何发挥自主设置专业的优越性？如何规避自主设置专业的误区？接下来，高校要思索的问题还有很多。
从7校到全国的飞跃
历经两年修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揭开了专业设置的神秘面纱。据悉，此次改革教育部对62种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和尚未列入《目录》的新专业进行审批，其余专业均可由高校自主设置。
实际上，早在2001年10月，教育部《关于做好高等普通学校本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中，就已提出要“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自主权”。
次年，教育部最终选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7所高校进行试点改革，允许7所高校以备案制的形式，自主设置本科专业。
之后的10年里，试点外高校依旧沿袭老做法——申报目录内的新专业，部属高校必须通过教育部每年一次的专业审查委员会审核；地方高校在报教育部之前，还必须通过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而设置《目录》外的专业，程序更为复杂。
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告诉记者，此次教育部下放本科专业自主设置权，至少将为高校带来两方面的好处。
改革后，高校设置《目录》内的基本专业，将以备案制取代审批制，变事前管理为事后管理。“这给予一所普通高校迅速根据学生需求、社会变化等因素调整专业的自主权。”过去，地方院校眼见本地某类人才大量短缺，却无法及时开设相关专业的尴尬将被打破。
目录中还设置特设专业，提供给一些招生人数较少的个人专业。如北大元培学院2008年开始招生的古生物学专业，当年仅招收一名学生，就是属于此类特设专业。
“个人专业尊重学生个性发展，是高校培养创新人才最为典型的制度。它的设置条件之一就是国家政策允许高校自主设置这类专业，学生可以获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卢晓东说。
福祉背后的担忧
从2002年试点到2012年全面放开，一个让人拍手称快的决定，缘何拖了10年才得以实施？有关专家指出，教育部最大的担心是地方院校为了照顾经济发展，导致热门专业过度开设，基础学科备受挤压。
诚然，“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是明升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一个写照。在这次改革中，是否会出现口号喊得响，改革却找不着北的高校？
第一个担忧是高校是否会盲目追求“大而全”。
明升中国教育app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不排除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近几年来，国内高校新设置的专业以文科居多，亦或是门槛不高、所需仪器设备不多的专业。例如，高校纷纷设置的管理类专业，已有泛滥的趋势。
“专业设置混乱的一个表现就是没有条件也要硬着头皮上，高校开设新专业仅看专业是否有生源、学生将来能否就业，而忽略了自身的师资与以往的积累。” 储朝晖说，完全把专业与就业一一对应设置的观点，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内在需求是指社会发展确实需要这些人才，而不仅仅只看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否找到就业岗位”。
除了盲目追求“大而全”，储朝晖的另一个担心是长期受到行政力量约束的高校，一时难以寻找到自我。他指出，这类高校给自己“上枷锁”，不主动寻找发展定位，习惯于不作决定，等待上级批示。“这是一种不作为的表现，导致一些较差的专业不去调整，较好的专业不去增加。”
高校该如何自律
就在不久前，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广州大学在设立少先队学科硕士博士点；而明升中国政法大学、四川大学已经有了儒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
在本科自主设置专业的过程中，能否像早一步下放的研究生自主设置专业权一样，有序地产生大量鲜活的专业呢？
卢晓东表示，高校尤其是专科类高校的适度综合化，是高校进步的一种表征，将有利于通识教育的开展。但是，“任何高校的教育发展，需要根据自身发展情况，不能特别快地去尝试组合化的东西”。
“高校在开设新专业时，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进行新的知识组合。” 卢晓东补充，诸如对于创设新专业的要求，对于优劣专业的判断，考虑专业的生成和淘汰机制等，也都是设立新专业的题中之义。
他建议，高校在不具备设置新专业的情况下，可以去寻求周边高校的资源共享，如扩大北京学院路共同体之间的学术辐射，开设暑期学校培养跨学科爱好者。
储朝晖则认为，高校自主设置专业后可能会出现的“大而全”现象，只是一个短期表现。因为越是自主设置专业的高校，微观上越可能找不准定位，但是“每个学校必然有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把专业选择权交还高校，从长远来看，有助于高校找到与社会的契合点”。
事实上，争取了十几年的自主设置专业权，也是高校实现自我发展的一次难得的机会。“高校在设置专业时，更要克服‘被管理’的观念的阻滞，利用机会争取自主空间，否则放权等于虚设。”储朝晖说。
行政权力松绑，专业权力介入
在国务院减少各部委审批权的背景下，也有人把教育部此番举措比作“虎口拔牙”。实际上，高校专业设置依然受到多重行政制约。教育部虽下放本科专业设置权，但仍对《目录》中的特设专业、创设《目录》外的专业采取严格的审批制。
卢晓东表示，适度放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但是仍需要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对学科设置的创新有更加开放的心态，能够接纳一些特别重要的跨学科专业。
在储朝晖看来，光靠教育部与高校一张一弛，并不一定能打造出满足学生发展、社会需求的好专业。
“还要建立行业的评价机制。”储朝晖举例，在国内倡导发展学前教育的形势下，许多高校设置了学前教育专业，但师资队伍中并没有学前教育专业的老师。在教师工作能力不易界定的情况下，如果一些资质不够的教师混入其中，必将影响专业开设、学生培养。
储朝晖告诉记者，行业协会如能介入高校专业设置，主要将在两方面发力。一是资格考试，将作为师资队伍的选拔标准之一；一是专业设置前的评估，包括对社会需求、开设条件等的考查。
此外，“专业评估还可以在高校间形成相互比较，谁有条件开设新专业将在对比中一目了然。” 储朝晖说。
《明升中国app报》 (2012-10-31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