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丘宝剑在当年中华地理志编辑部门前（摄影时为微生物所行政楼）
为“四所”建造的四幢二层小楼（摄于2005年4月，现已拆除）
编者按：
1953年10月，明升中国app院地理app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丘宝剑（1923~2009）作为中科院第一批人员迁入中关村。本文记述了50多年前的中关村往事。沧海桑田，可堪回首。
中关村的第一批居民
1953年3月，我从北京外语学校（北京外语学院前身）调至明升中国app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当时地理所尚在筹建阶段，准备由在北京的竺可桢副院长领导的中华地理志编辑部和在南京的地理研究所合并成立。我去编辑部报到后即到南京地理所工作半年，10月回到北京，接替左大康（准备留苏）任编辑部秘书。编辑部原在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办公，宿舍则借用严济慈先生住宅的前院，院部要我们尽快迁入中关村新建的房子。
一天，我和左大康、曾尊固（后任南京大学教授）、李涛（后任遥感应用所研究员）四人去看房子。建造好的只有由北而南、互相联通的四栋二层楼房，说可以由我们任挑一栋。我们挑了阳光充足的最南一栋，楼上办公，楼下住人，比城里的房子宽敞多了，我们都很满意。可仔细一看，水、电未接通，喝水、吃饭、取暖都成问题，根本无法立即搬来。基建负责人说，水、电可立即接通，取暖等问题也可在11月15日前解决。恰好我在物理所建筑工地遇到管理员赵同志，他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在北京外国语学校任炊事员时和我认识，愿意帮我们的忙。他说：“物理所大楼已基本建成，只留下少数工人装修内部，你们几十人来吃饭、取开水不成问题。”这样，我们决定立即搬家，回去花一两天整理东西，雇了近十辆马车，在一个夜晚，踏着月色，把中华地理志编辑部搬到中关村来了。这就是中关村的第一批居民，人数不到二十，时间在1953年10月20日至25日之间。
中关村原叫中官屯
我们搬到中关村后，很快就面临通讯地址如何写的问题，此时院部指示撤销中华地理志编辑部，成立地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我叫行政干事袁保诚印些公用的信封、信笺，印好一看，中官屯错成中关村。我问袁：“你怎么搞的？三个字错了两个。”袁说：“我听人说叫中关村（袁是上海人）”。我说：“楼门口小店南墙上有石灰写的中官屯三个大字，你每天经过，怎么没看见？”他说：“我没注意。”我问：“印了多少？”他说：“很多，越多越便宜，怎么办？”我说：“下次印时改过来。”三反、五反刚过，我没敢说作废重印。不久各所陆续搬来，都跟着叫中关村，想改也不能了。
我曾问过当地的一些老农民：“这里为什么叫中官屯？”他们说：“当年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召见群臣，宫中内官怕早晨出城赶不上，往往前一天在这里过夜，或租用民房，或造些简易房，汇集成屯，现在房子虽不在，但屯名却流传下来。”
“四所”点滴
我们搬来之后，动物室、经济所和数学所陆续搬来，各占一栋楼，这就是“四所”。物理所虽在1954年搬来，可能因为保密关系，和其他所很少接触。
四所有个党支部，书记为关肇直（数学所），支委有吴振甲（数学所）、徐××（经济所）、于××（动物室）和我（兼任团支部书记），虽然各所的事归各所管，但支部组织生活严密，定期开会交流情况，协调关系，在政治思想上起着领导作用。
中华地理志编辑部的炊事员周文斌，曾给梅兰芳做过饭，烹调手艺很好，他与各所的炊事员组成四所食堂，这个食堂在当年享有盛誉。不但四所的单身汉在此用餐，地球物理所、明升手机所的人也到此用餐，甚至很多家属也常来买饭、买菜。
中关村初期交通闭塞，几乎所有的路，都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进城只能乘一种解放前留下的私人汽车，破旧不堪，烧木炭，每车坐6～8人，白天才有，人满才走。从西直门经海淀镇街道至颐和园，我们可在海淀镇南口（黄庄）上下车。
保福寺乡人民代表
我已经记不清，1954年我怎么当了保福寺的乡人民代表。我去乡政府开过几次会，乡政府设在保福寺，寺很小，很破旧。只有一个约二十平方米的厅堂，有几条长板凳可供开会。前面是一个大不了多少的露天场地，东、西两侧各有两间很小的房子，这就是乡政府的办公室，在前面有一个朝南开的大门。
我的主要任务，是沟通保福寺乡和app院的关系。中官屯属保福寺乡，app院大规模建设，占用了很多农地，某些农民的出路就成了问题。有些人由我介绍到所里工作，各所都需要人，一说就被录用；甚至农民自己找到所里，也常被录用。
中关村最早的一个合作社（后称副食商店）建在海淀东侧，四所居民嫌远，让我找有关领导，他说：“这里是中关村未来的中心。”我说：“能否另在四所附近造个小合作社？”果然，过了不久，一个小合作社开始营业了。
值得记忆的小事
1955年初，我奉派到地球物理所学习气候学，并参加竺可桢副院长领导的《明升中国气候区划（初稿）》的编写工作。不久被任命为该所党总支委员、领导小组成员、团总支书记，兼任二室（大气物理所前身）党支部书记。在1955～1957年三年内，开展了肃反、反右运动，开会、家访占用了我大部分业余时间。在此期间，我结婚成家生了两个孩子。也是在此期间自学了俄文，翻译了多篇论文在《地理译报》和《气象译报》上发表。对我那时的干劲和精力，至今仍感惊讶。其实，不但我能如此，绝大多数人都能如此。无论办公室还是宿舍，深夜灯火辉煌，是极为平常的事。
地球物理所潘怡航丢了一辆自行车，向海淀公安局报了案，不到一个月民警就把车送回来了，并说：“凡是丢车报了案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不回来的。”现在听了会以为是吹牛。
1957年5月26日清晨，我爱人临产，急忙中我找到了一个车库，也不知哪个单位的车，司机姓什名谁，我将情况一说，司机冒着雷雨，把我们送到城里养蜂夹道妇产医院，不到一刻钟，我的第二个小孩顺利出生了。出院时我抱着小孩，领着我爱人到文津街院部，坐班车回到中关村。
我两个小孩多病，常由我抱着到医院看病。遇到风雪之夜，不得已去找住在五楼的一位大夫。据说她是儿童医院住院部主任，夫妇都是从美国回来的。她工作很忙，常赶不上班车和公共汽车。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每次找她，不论多冷、多累，她都穿好衣服就来，很快作出正确诊断和处理，使小孩转危为安。（麻晓东编辑整理）
《app时报》 (2011-09-29 B2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