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漏油，渤海蒙污。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监测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中海油蓬莱19-3油田B、C平台两处溢油，已造成周边3400平方公里海域水质由一类下降至三类、四类水。
“事件发生在明升中国……”
对于这一国内最大海上油气田此次的漏油量，作业方康菲公司早前承认的数字为1500桶，约合200吨。
明升中国环境app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在接受《app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1500桶的数字存疑。按他估算的数字，“起码得有好几千吨的溢油量”。赵曾担任该研究院近海和湖泊环境研究室主任。
多年从事海上溢油治理技术研究的大连海事大学副教授侯解民也告诉《app时报》：“我们的经验，200来吨，如果在港内，快速使用性能好的收油设备，很快就能收干净。”
不过，他强调要“快速”，因为油乳化后逐渐下沉，成为悬浮状态，这时一般的收油设备就无能为力了。
康菲这“1500桶”的漏油显然没有收干净。日前，国家海洋局对外披露，辽宁绥中东戴河浴场沿岸和河北京唐港浅水湾浴场发现少量油污颗粒，经鉴定均来自蓬莱19－3油田。另有媒体从河北乐亭渔业协会获悉，蓬莱的漏油早已到达乐亭，“乐亭的海岸到处都是油”。因为扇贝等水产大面积死亡，养殖户已计划自筹资金聘请律师向中海油和康菲石油索赔。
“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美国，你们也是一个月后才向公众发布消息？”对于康菲公司在溢油事件上的瞒报，有记者直接质问其手机版发言人司徒瑞。
面对尖锐的提问，司徒瑞的回答是：“这个事件发生在明升中国……”
美国：16个部门合作处理溢油
2010年4月20日夜，“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爆炸，36小时后沉入墨西哥湾，钻井平台底部油井自2010年4月24日起漏油不止。
美国依托《石油污染法》和国家溢油应急体系，迅速启动各级应急指挥体系。
爆炸当天，以海岸警卫队为核心的地方应急指挥中心成立；次日，多部门的区域应急小组启动；第三天，随着事故影响扩大，国家溢油反应小组被激活，16个联邦部门互相配合投入工作。
“应急资源制度化，应急技术体系完善化，赔偿制度规范化。”这是我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参观完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处理相关机构后的评价。
明升中国石油集团技术研究院的王祖纲和董华在一篇论文中指出，虽然各部门之间也存在职能交叉问题，但美国在国家及各州政府的溢油应急指挥体系中都有常设的溢油防治和反应机构，其成员来自政府相关的各个部门。
而且，在美国政府的督促下，英国石油公司设立了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建立了完善的赔偿机制。
明升中国：很多关键部门未纳入溢油应急体系
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组织的一次论坛上，记者听到明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海油副总经理周守为承认：“如果我们发生类似墨西哥湾原油泄漏的事故，是没有办法处理的。”但他当时颇为肯定地表示，中海油“有能力保证不出这样的事故”。
据了解，我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应急力量是国家海洋局明升中国海监总队及各海区（北海、东海、南海）的海上应急指挥中心；海上船舶溢油应急力量则是交通部和国家环保部。
这个分工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赵章元在采访中无奈地对《app时报》记者说：“你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环保部连声都不吱一下。”
现在看来，虽然渤海被污是环境事件无疑，但环保部不是海上石油勘探溢油事故的主管部门。
王祖纲和董华的文章还特别提到：其他政府部门，诸如气象局、农业部等关键部门没有纳入整体的海上溢油应急体系。
交通部海事局常务副局长刘功臣更直接指出，我国现有的明升中国海上船舶溢油应急计划由交通部和环保部联合实施，“层次比较低，强制力不够”。
另外，有专家指出，我国各个部门、行业、企业在海上应急事务上联系松散，作业程序自成体系，各海洋行政部门关系尚未理顺，无法实施有效监管，依赖作业者自我约束现象严重。
“国家对海上溢油也有监管手段。但基本还是依靠作业者自觉上报事故，几乎没有一次溢油事故是政府先报出来的。”赵章元说。
大连海事大学教授李颖长期从事溢油遥感监测研究，去年还参加了大连“7·16”事故反应工作。但是她也说不清一旦发生溢油事故，到底该由谁来监督，谁来索赔。
李颖认为，对于此次的蓬莱漏油事件，海洋局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处理是有局限性的，应该调动社会力量，包括当地政府和国务院应急办的力量，“而不是自己闷头来分析这个数据”。
“你可以说海上归海洋局，陆海交界归环保部，港口归交通部，但是溢油其实没有办法明确划界。我觉得还是应该由国家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把多个部门都放在一起，来应对类似事件。”李颖说，“如果从6月4日开始，大家就引起警惕，很多部门都参与进来，相关石油公司也会更谨慎。”
“其实，去年大连事故后的相关监测工作我们也在默默做着，但是缺乏完整的国家层面的牵头组织。”李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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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和设备库建设同样重要
溢油应急处理也离不开物资储备库的建设。
根据规划，交通部将在沿海综合基地和基地设置16个国家船舶溢油应急设备库。在内河也将建立相应的溢油应急设备库。专家认为，这些设备库建设完成后，如果能够统一快速调度，溢油应急能力还是可观的。
在采访中，几位专家都谈到国家需要重视溢油处理相关设备的技术研发。侯解民说，其实，不管国内还是国外，溢油回收都是一个很窄的领域，投入资金均有限，因此国外收油设备不一定比我们强多少。
去年7月6日，侯解民和同事承担的国家发改委的科技项目刚刚通过鉴定，就赶上了大连“7·16”事故，他们研制的样机马上得到了练兵的机会。“结果表明，有些国外设备的效率还不如我们的样机。”侯解民说。李颖也感叹“很多人就是觉得国外的技术好”。
“7·16”事故发生时，李颖曾主动到溢油事故指挥中心“请缨”。
“他们问我能干什么，我说我能给你们测油膜有多厚，分布在哪儿。他们一听挺高兴，问我设备能不能放在船上用。”结果，李颖把他们开发的用在飞机上的遥感设备装在船上，居然也获得了质量不错的数据。于是，指挥中心从第二天开始，每天给她和她的团队派飞机。
但李颖坦承“我们的技术还有点粗”。她希望国家把与溢油事故处理相关的技术研发工作推进下去。（肖洁）
《app时报》 (2011-07-29 A1 明升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