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在大学活动领域中是处于中间位置的。在其上位，有作为制度指导思想的大学理论；在其下位，有被大学思想和制度支配、规范、引导的具体的教育、教学活动。这三者之间是一种逻辑上的顺向接续关系，亦即思想决定制度，思想和制度决定实践。因此，要设计或创造一种先进的大学制度，就首先要有一套先进的大学思想。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由于没有先进的大学思想引导，因而采取了最省事、最直接、最熟练（我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的方法，就是对现实的大学制度进行理论上的修饰和包装，用时髦的理论将现实的大学制度包装成所谓的新的现代大学制度。

 

这种做法回避了大学中的真实问题，无助于大学中制度弊端的消除，其代价是又一次延误教育改革的时机。

 

由于我国传统的大学制度是一种在本质上为“政教合一”的制度，大学制度与社会整体的教育制度、政治制度是同质、同构的，因而我国的大学制度改革，并不是简单化的大学或者是教育领域内的事情，而是国家层次以及政治领域的事情。受我国长期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以及现实社会中连续不断的“反自由化”运动的警示，教育研究者们在大学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往往投鼠忌器，思想暧昧，很少有像蔡元培先生那样“我绝不再做这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的教育思想表达，致使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体制一样，都处于极其保守的状态。体制对现有大学理论的“有选择应用”（一般情况下并没有错），以及对理论研究者的“有选择褒奖”，则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诠释，抑制了创新。所以，我国的大学制度进步有赖于国家政治的进步。

 

国家层次上的大学思想其所以没有进步，显然是因为在社会领域中，没有完成由“权本位”向“人本位”的社会思想转化，使社会的政治结构至今仍然是“以权力为中心”、“以官为本位”的集权形态，社会活动的中心问题还是如何有效地“巩固政权”，“有权便有一切”的观念深植于国人的意识之中。这种现象对于一般社会成员的影响是，他们虽然没有机会参与到“巩固政权”的宏大事业中去，但以在社会权力序列中的位置来确定某人是否“成功”、“有本领”、“有出息”，则是社会上通行的价值观念。向往权力、畏惧权力、崇尚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民的集体无意识。如今每年惨烈而悲壮的“国考”，虽然有人们向往公务员位置上聚集的优越的物质条件的因素，更多的还是国民对权力崇拜的潜意识使然。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大学无疑也会形成“以权力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与“权本位”在精神上息息相通的“科举制”的灵魂，也自然地会被大学及各方面教育所继承和发扬，使其成为教育实质性的核心价值观。

 

我国社会其所以没有完成由“权本位”向“人本位”的转型，是因为在从传统的封建思想向现代民主思想转型的过程中，遭遇了种种曲折和坎坷，亦即在社会思想转变的关键时刻，民族危机超过了国内的政治危机，“革命代替了启蒙”，全社会应该进行的文化和思想革命被中断了，国家在思想方面仍然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新的“人本位”思想代替旧的“权本位”思想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流动于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当然只能是带有浓厚封建意识的“官本位”思想了。以这种思想为基础设计的现代大学制度，自然存在着法治意识、自治意识缺失的天然性缺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目前的大学制度建设，在思想层面上还需要进行一次“走向共和”的革命。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大学思想转型的社会思想基础，是社会领域中法治思想和人本位思想的被肯定与普及，以及社会实质性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宗旨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权为本”或“以官为本”，教育的方向不是“升官发财”、“知识改变命运”（虽然知识曾经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为学生提供做官的资格或帮助其成为“人上人”，而是为了学生的人格健全发展，使其成为有教养、有道德、有责任心的“现代明升中国人”。只有社会上下在这方面形成共识，教育才有可能真正进步。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解放后的前十七年中，毛泽东也曾经对这种带有封建性质的教育大加批判，以一次又一次的“教育革命”来冲击这种以传授知识为中心的应试教育，只是他所秉持的教育观念是比应试教育更粗糙的“反智主义”观念（知识越多越反动），使用的方法是以否定知识的正常价值、破坏教育正常秩序的政治运动方式，所以结果比他所反对的应试教育的效果更糟，出现了“反右”、“教育革命”、“文革”等重大失误。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拨乱反正中，由于没有先进的教育思想的引导，以及社会还没有从思想禁锢的状态中走出来，所以教育仅仅是恢复了一个常识，亦即要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教育发展的具体思路上，并没有产生新的思维，只是简单地回到“十七年前”。所以，在三十年的教育发展过程中，大学虽然在办学规模和教学条件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教育的思想和品质上，还是“十七年”的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而在这种文化和教育氛围中探讨大学制度改革，其诠释政策、包装现实体制则是自然而然的了。

 

显而易见，目前通行的大学制度理论并非理论创造的结果，而是诠释现实大学制度的结果。这种理论其所以能够通行，显然是有其思想和制度基础的。然而，诠释只能暂时性地掩饰问题，并不能解决大学实践中的问题。

 

在大学体制与社会政治制度同质、同构的情况下，在“教育要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政策”的话语背景下，在大学领导集团为政府代表的情况下，大学的理论研究在思想上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精神障碍”：似乎诠释或歌颂教育制度，就是服从和拥护国家的教育政策，而批评大学就似乎是批评政府和国家的教育政策，从而给教育理论研究增加了压力，使教育创新多了一份学问之外的阻力，也助长了诠释的风气。这样的社会形态对教育理论研究的影响是，教育理论研究的首要原则是政治安全，其次才是创新，安全重于创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中诠释成风，而创新稀少的主要原因。

 

对现代大学制度理论的分析是艰难的，沉重的，然而却是应该的、必须的。因为容忍平庸的理论流行，只能加深大学的危机，贻误大学改革的时机。目前社会上下都认为大学有问题，都认为大学的制度需要改革，但问题的核心是我们有没有改革的诚意。面对大学体制的真正症结，我们有没有决心破除？面对正确、合理的教育制度，我们是否敢于舍弃既得利益，真诚地学习和引进？这既需要我们的见识和勇气，也需要我们的信念和境界。（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

 

《app时报》 (2011-06-27 A3 观察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