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现年60岁的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刘兴林，1993年评为副教授。他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1999年以前，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但1999年至今，他再也没有发表过论文，而是将所写的40多篇论文放在博客里供学生阅读。不再发表论文的原因就是抵制期刊收取“版面费”。他说，这样做影响了个人发展，但从没后悔过。
尽管刘老师业绩突出，但11年多来，只因没再发表论文，其晋升教授的路子就被“堵死”了。这个例子典型地折射出我国学术评价机制单一、僵化、畸形的问题。一个深受学生欢迎的优秀教师，一个写了数十篇论文只不过没在学术期刊交费发表的教师，就这样失去了做教授的资格。刘老师为抵制期刊收费而拒绝发表论文的风骨固然令人敬佩，但是又有多少人有勇气敢拿个人前途开玩笑呢？倒是为了达到晋升、晋级的目的，拼凑、抄袭论文，找关系、花钱发表论文的事例俯拾皆是，以致垃圾论文满天飞，科研造假屡见不鲜，学术腐败已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受这种僵化的评价制度的影响，真正优秀的人才享受不到应有的待遇，而靠拼凑、剽窃、抄袭等发表论文多的人反而能步步高升并享受到很好的待遇，这显然是一种社会不公。有不少临床一线医生表示，一些高职称医生未必看得好病。一些医生靠论文数量多而晋升了高职称，但在实际诊疗上，未必比一个有多年经验的主治医生高明，甚至还不如。专业技术能力强的业务尖子，因未在一定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论文或发表的数量不够，就得不到承认和重用，这是个人的损失，更是国家的损失。
对论文发表数量硬性要求的评价机制，是导致期刊收费愈演愈烈、论文“明升化”以及学术腐败的根源。评价机制不合理，就容易催生论文功利化和科研泡沫。表面上看论文数量很多，但真正具有创新性和较高价值的论文凤毛麟角。因此，建立app、合理的人才和学术评价机制刻不容缓。
一是政府部门应改革现行的职称评审制度，建立app、分类、动态的新型职称制度，尤其是要打破非科研人员也要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若干论文的规定。这既能让普通的一线知识分子或技术人员更踏实地钻研业务，又能大大减少期刊发表论文的压力，让编辑把版面用在刊登质量上乘的论文上。
二是教育、科研、学术部门建立app、公正、行之有效的学术评价体系，营造一个鼓励创新、催人奋进的学术环境，减少以行政为主导的各类评估。目前，在众多高等院校里，以量化指标为核心的考评体系是行政部门管理的重要方式。这种考核与每一位教师、各个学科、学校领导的利益直接挂钩。在这些量化的评价标准中，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少论文是重要指标之一。因此，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里潜心研究学问的越来越少，而功利之心、浮躁之风日盛。
三是建立单位和个人的诚信制度，尤其要对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建立科研诚信问责制，以制约其在学术研究及科研成果中的造假行为。
只有建立了app合理的人才、学术评价机制，愈演愈烈的期刊收费、论文买卖现象才能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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