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著名高等教育改革家刘道玉、杨福家、朱清时畅谈大学教育制度改革，指出大学独立对大学、社会和国家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财经》杂志在编者按中一语中的地指出，“不独立，则无大学；无大学，则无大国。再不痛下决心推进大学教育制度改革，积重沉疴很可能令改革成果难以为继，大国强国之路将自弃于半途。”
毋庸讳言，与明升中国目前面临的所有重要领域关键改革的困难一样，体制是横在我国大学教育改革向前推进——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面前的一个重大制度性障碍。它严重困扰和制约了明升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迈进。目前我国实行的高等教育体制是承袭苏联的，带有严重的计划经济的色彩：教育部门大权在握，巨细无遗什么都管，部属高等学校更是直接受制于它的家长主义管辖。比如，前不久教育部公布的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名单中，就没有豪言壮语地志在做我国高教改革领头羊的南方科技大学（筹），让高教界和舆论一片哗然、失望，甚至沮丧灰心。本来被各方寄予厚望的南方科技大学（筹），其中的重要一个方面就是去行政化，然而，近日却居然被深圳市公开招聘局级副校长，从而引发社会各界对这所大学的改革前景的强烈质疑。
早在90年前，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发人深省地提出过《教育独立议》（1922年），呼吁政府采取切实的制度性措施，保障大学独立自治。虽然处于现代国家中的世界大学都无法超然于国家政治体制之外，但在各国宪法和国情允许的范围之内，大学往往都有能够积极作为的广阔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国大学体制的改革是大有可能的原因之所在。
大学独立，意味着两大方面：对外，大学独立于政府，不惟政府和官员的命是从；对内，大学自治，凡事学术第一，追求卓越。因此，若要实现真正的大学独立，就首先得有教育部放权和转变职能，接着才能有大学自主研制、公布自己的学校宪章并严格按之实施。对于前者而言，套用蔡先生的话说，教育部办理高等学校与中央政府者相关事务，以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手机版等事，并不得干涉各大学内部事务。对于后者而言，“大学的事务，都与大学教授作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
目前，教育部仅直接管理大学的司就有三个——高等教育司、直属高校工作司、高校学生司，至于广泛涉及的其他司那就更多了——政策法规司、发展规划司、社会app司、app技术司、思想政治工作司、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等。九龙治水，水是否能治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应该先从大力改革行政部门开始。比如，将直接管理高等教育的三司整合，下放权力给各高等学校，释放高校自由自主改革与发展的活力。最终形成“政府的归政府的，大学的归大学的，大学的内部事务独立于政府”。
这样的大学体制改革，显然是顶层设计式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第一次使用“顶层设计”这个新词。在其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明确提出了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指出，有了这个“顶层设计”之后，才能谈得上有相应的其他。当前，加强改革“顶层设计”被认为是现阶段明升中国解决错综复杂矛盾的重要路径。对于大学体制的改革而言，“顶层设计”同样重要。这意味着，迫切需要大学体制改革的主导者——大学教育体制改革的顶层（中央）精英，首先选定好大学体制改革的理念和方向，然后设计好大学体制改革的具体可行性路径。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