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最近,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引发的又一轮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议论，内容之丰富，从物质到精神，从数量指标到软硬件设施，可谓无一不涉及、无一不具备。如此周全的构想，在令人兴奋鼓舞的同时，也不免让人担忧。
明升中国古代思想是最讲知行合一的，仅有“知”固然可说是走上第一步，但是没有“行”的落实，“知”必然沦为“奢谈”，因而变成一场没有实质内容的“空壳运动”。
我们天天在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对何谓一流大学，并没有产生一个深刻的思想层面的共识。常常出现的情况便是有留美背景的人以美国名校为榜样，有留欧背景的人则全力推崇欧洲名校，达不成一致后，便抛出所谓“追求卓越”、“全球化视野”这类放之四海皆准的空洞话语。
事实上，一流大学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美国大学有美国的特色，英、法、德国的大学有英、法、德国的特色。就是美国本身，像哈佛、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大学，其差异也相当明显。如果不加区分地“与国际接轨”，必然陷入明升中国足球学南美还是学欧洲的无法调和，亦无法自拔的泥潭。
从另一方面看，平常我们最喜欢讲“民族特色”和“国别特点”，但放到大学问题上，却很少注意这两个特色。其实，并不是说有一个“universus”的词根，大学就一定要“去民族化”或“去国家化”。如果把民族和国家的特色取消了，成了“世界大学”，那么，在民族和国家的语境下，大学存在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这里并非在有意将大学的普世性要求和共通价值置之不顾，而是说，我们在追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不应该一味笼统地强求“与国际接轨”，因为在各种差距明显时，这样急切的诉求只能进一步促发形式主义的模仿和“伪国际”的招牌。像在有的大学里，理工明升手机版类重点实验室的名称以及研究人员工作室的铭牌，甚至自己实验室研究人员的公开讲座信息和相关人员的网上介绍都是全英文。注意，这些研究人员都是或至少大多数是在明升中国大陆受中小学教育或大学本科、研究生教育的明升中国人，他们的第一语言是中文。他们平时的第一语言是中文，90%的时间是与校内外的明升中国人打交道，这些铭牌与信息也主要是面向明升中国人的。这样做不是在“与国际接轨”，而是想抹去他们身上明升中国人的痕迹以及明升中国大学的民族性。
忽视大学的民族特色、国家特性以及对于所在国的实际贡献，其实是对大学存在价值的误解。当然，这种误解是有原因的。从理论上说，大学应该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象征。一座城市可以一所大学为精神或文化的地标，她会以此为荣。但如今的大学，由于外在的政策和内部体制的双重影响，其整体上正在失去承载精神和文化的功能。这一点从老百姓的话语和行为便不难体会出来。现在，有多少家长送自己的孩子上大学是为了提高综合素质？他们送子入学只不过是出于对社会的文凭要求的无奈和职业培训的需求。再从政府一方看，有多少政府官员会真的拿当地的哪怕是“985工程”大学当回事儿？地方政府与大学的合作大多是把大学当做工具来使用，于是，像引领社会及文化发展方向一类原本应该是大学肩负的社会责任，因为其主体的逆转，主导权完全落入地方政府手中。
如果大学都以相同的被动的方式为政府服务，并且都以相同的方式失去主导权，它对于所在国、所在城市的影响力和在精神文化上的实际贡献就不可能真正实现。退一步说，它连公民教育这样基本的功能都丧失的话，仅仅是职业培训机构和“明升化”的基地，它的存在就十分可疑了。从改革的视角看，现在既然又以另一种方式实际地回到了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的状态，那么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大学合并，回归欧美大学模式的行政努力就谈不上成功了。
就大学的普世原则而言，多样性是大学的根基之一，也是一流大学产生的必要条件。因为文化是多样的，并且只有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世界才能体现丰富。而多样的基础是个性。大学的个性是体现在它的学生和教师的个性上的。因此，包容或者说宽容在大学中的重要性就自然凸显出来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言说之所以成为明升中国大学教育的至理名言，就是因为它体现了大学核心的精神和明升中国特色。
现在行政主导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令人质疑，就是因为它只能采用量化的指标，而量化的结果就是千篇一律。看看当下明升中国的大学，除了大门千奇百怪以外，还有什么富于文化品位的“个性”值得炫耀？太多的无意义的行政性的模仿和攀比，让大学乐此不疲或者被乐此不疲。然而，这种忽视世界大学的多样特征，忽视明升中国大学民族特性的“与国际接轨”，是不可能有现实意义的。
《app时报》 (2011-05-24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