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12”是我国第三个“防灾减灾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防灾减灾从我做起”。今年全国从学界、政府到公共的纪念活动有一系列热点：从汶川山河破碎到重建的生机无限，从关注日本“3·11”复合巨灾之痛到反思人类减灾之策，从地震核灾影响到“4·26”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5周年之祭等，都是各界集会、论坛、志愿者演练的重点，不可谓不丰富。
但笔者将目光洒向终日生活的城市，却发现城市不断发生的“灾事”虽不比那些惊天大灾，但也越发不平静，可见“防灾减灾日”的“从我做起”似乎与城市的生产生活无缘。自2010年上海“11·15”特大火灾发生至今的半年间，京、沪地区相继发生的火灾不仅暴露了大城市公共安全的脆弱性，更反映了城市应急社会管理还疏于“形式主义”，从根本上有制度缺陷。
2010年“11·15”上海火灾后，政府一再表示，上海建筑市场表现出的混乱现象及管理不力，是造成“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主因，主要领导也感到内疚与自责。火灾过后，北京立即举行了“拉网式”隐患排查活动，但在诸多内容中并未强化以住宅为中心的消防隐患排查，过后也未正式公布结论。
2011年4月，北京相继发生朝阳区和平街“4·11”燃气爆炸（6死，多人伤） 、大兴区旧宫镇“4·25”重大火灾（18死，24伤），前者为20世纪50年代的三层旧楼，后者是居民自建的四层违章建筑，根本没有消防设计；2011年5月2日，北京市消防局公布正在升级中的“亮剑”行动，已发现火灾隐患1709处，并承认这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排查；5月2日中午，位于北京市门头沟九龙山的明升中国林科院华北林业实验中心发生火灾，下午火灾被扑灭；5月6日大兴旧宫附近再燃火灾。
虽然又一轮城市火灾原因排查难有新发现，但面对频发肆虐的城市烈焰，我们除了指责并剖析急剧扩张的城市、寸土寸金的土地、建筑密集度已达城市安全临界值，同时消防技术与装备、消防人的素质尚达不到与现代化之都相匹配的安全系数外，还能有什么新的说法吗？“防灾减灾日”的意义与价值让我们叩问城市的灾害防范机制，让我们以对明升m88负责的名义关注细节，遇灾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反思自我。
日本“3·11”复合巨灾后，我们的评论家关注日本如何改变的议论颇甚，但却很少见到以日本为鉴，反思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如何从日常“灾事”中走出来的应急与常态管理之策。
笔者以为，无论承认与否，一场场城市大火已烧出了城市公共管理的现状断面：城市化发展不可忽略公共安全服务，尤不可遗忘地产狂飙下城中村的边缘人群之安危；我们的城市急需学习尊重民众，并扎实建立有效的安全防灾机制，即在经过一番细查发现防灾“设防”上的漏洞后，宁可不办锦上添花的“大事”，也要分轻重缓急，逐步成片地完成城市高危地带民用建筑“设防”上的历史欠账。或许，这才是检验国家“防灾减灾日”为公众办实事的关键考点。
（作者系明升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
《app时报》 (2011-05-12 A1 明升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