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方舟子的日子似乎有点不好过了。
去年底，方舟子在住所附近遭遇锤袭，好在他身手矫捷，幸免于难。肇事者肖传国也很快被缉拿归案，送进了监狱。聊以安慰的是，袭击案发生后，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而且，除了笑蜀几位《南方周末》记者暗地里幸灾乐祸之外，绝大部分媒体人是支持方舟子的。
可惜，仅仅过了几个月，方舟子就成了媒体集体“围剿”的对象了。
这一场媒体“围剿”，始于《法治周末》一篇针对方舟子的重磅报道。3月30日，《法治周末》报以四个版的篇幅，质疑以学术打假著称的科普作家方舟子自己也涉嫌抄袭。一时舆论大哗，包括《新京报》、《羊城晚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和门户网站进行转载和跟进报道，《广州日报》甚至还发表社评谩骂方舟子，“一位以学术打假安身立命、自诩有‘学术洁癖’‘真相洁癖’者偷鸡摸狗。”并盖棺论定，“方舟子被质疑抄袭，昭示学术打假个人时代的结束”。
这些年来，方舟子与媒体人和媒体的关系一直都处于不尴不尬的状态。作为一个从事学术打假的公众人物，方舟子以其言辞尖锐、不肯妥协的行事风格，成为一座不可多得的手机版富矿，深受媒体关注；另一方面，方舟子打假的目标又往往触及到媒体人，包括一些在行内享有盛誉的编辑记者。自2005年以来，新语丝网站上就存在了一个“不良记者”栏目，《南方周末》的笑蜀，李海鹏，《长江日报》的刘洪波，《南方人物周刊》的徐列，《光明日报》的冯永锋，新华社的周长庆……都赫然在列。这张名单，囊括了明升中国40多家知名媒体，以及70余名知名媒体人。因此，当郭国松在微博中高调宣布，将用四版的篇幅发表“系统揭露”方舟子的文章时，我心里就在想，这场等待方舟子多年的风暴，终于来了。
看完这篇题为《方舟子涉嫌抄袭总调查》的文章，老实说，我有些失望。按照常理，媒体应该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进行报道，这就意味着，不在报道之前预设立场，更不能预先就设定了“系统揭露”的报道基调，然后选择事实放在里面。否则的话，媒体就难免沦为“挟公器以泄私愤”的器具，所谓公信度也就成了笑谈。文章里面罗列的方舟子“抄袭”的铁证，无非是前几年就被炒来炒去的剩饭，方舟子早就辟谣过，证实不过是子虚乌有的指控。而且，报道里面充斥着“极尽恐吓之能事”这种情绪化的语言，媒体应有的“客观叙述”态度荡然无存。所以，新华网等网站才会在转载了这篇报道之后，又很快就删除了。
我想起了一件旧事。去年12月，与方舟子素有冤仇的《民主与法制》记者李蒙在微博上称，方舟子在新华社工作的老婆曾经写文章报道自己，隐射这与经常采访家人而被开除的新华社记者颜秉光性质相同。方舟子迅速辟谣，表示老婆写文章的时候相互不认识，当时她也不在新华社工作。事情如此明了，似乎就应该停息了。但是，《南都周刊》执行主编许庆亮（网名西门不暗），在已有方舟子声明的情况下，继续转发该造谣微博，被方舟子点名批评。在这之后，各路记者编辑力挺许庆亮，故意只转造谣微博，而对方舟子的辟谣微博视而不见……其中，不乏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阿丘这样的知名媒体人。
如果说，李蒙、许庆亮等人有意无意的造谣，还只是个人行为，那么，《法治周末》执行总编辑郭国松就把个人行为成功地上升为媒体行为。《新京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媒体的跟进，则显示他们在面对方舟子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种“媒体共同体”。
我曾经设想过一种“媒体共同体”，并将之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我认为这种“媒体共同体”应该对外追求和维护言论自由，拓展舆论空间，排除任何公权力的干扰与打压。对内，则应该强调手机版从业规则，追求职业道德和独立人格。但是显然，眼前出现的这个“媒体共同体”与之风马牛不相及。他们没有是非曲直，只有利益立场。他们党同伐异，拉帮结派，“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睚眦必报，坑瀣一气，动辄将公器拿来发泄私愤。
这样的“媒体共同体”，必将成为明升中国手机版界的一颗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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