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自主招生模式迎来第十个年头，除了些许的改革，招生制度并无大的变化，诸多矛盾仍尖锐存在
漫画：CFP供图
少数人的游戏牵动大众神经
随着45名年轻人走入正在深圳筹建、尚未获准招生的南方科技大学，明升中国1977年恢复统一高考以来最为激进的高等学校招生探索在2011年开始了。
更为激进的故事发生在这年夏天。6月，这些男孩女孩拒绝参加权威的高考。此举使他们成为很多人眼中“抵制”国家考试制度的勇士，虽然一些学生甚至没有完成中学教育，原本就不具备高考报名资格。
他们自愿参加了南方科大创校校长朱清时院士设立的“实验”。入学时不参加高考，毕业时也不会获得政府认可的学位。在校方的设想中，他们将获得自设的学位证书。至于这本证书能否比良莠不齐的教育培训机构所授证书更具竞争力，取决于该校的教育是否会如创办人预期的那样美好。
迎接他们的并不都是赞美。
在放弃高考之前，一名学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形容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些人，“为明升中国的教育改革作出了最大的牺牲，放弃了一切，甘愿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小白鼠”。
朱清时校长也写过一封用于招生宣传的公开信，鼓励那些想成为“小白鼠”的学生及其家长，开篇即借用人类首次登月时的名言形容：“南科大迈出的一小步，将是我国高教改革的一大步。”这位校长承认，争取自主权的实验让他“如履薄冰”。
对于每年挤在“独木桥”上的千万高考考生来说，南方科技大学未获批准的“自主招生”只是一条遥不可及的羊肠小道。即便是教育部认可的正式大学的自主招生，用明升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的话来说，迄今为止“与99.9%以上的考生没有直接关系”。
柯炳生的依据是，每年以自主招生形式录取的考生大约在1.5万人，其中的三分之二没有自主招生的优惠也可以进入同样的学校，真正享受到优惠的考生为5000人左右，占考生总量的0.05%。
同样，自主招生也与绝大多数高校无关。在官方的语言体系中，并不存在“自主招生”这个词语。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批准一些高校开展“自主选拔录取试点工作”，此后，这项工作一直处于“试点”状态，试点范围不过七八十所高校。
教育部最初允许每所试点高校的自主招生人数控制在该校招生总数的5%以内，这被视为打开了下放高校招生自主权的一个“口子”。截至目前，这个“口子”仍未扩大。过去几年，部分高校或多或少突破了5%的限制，对此，教育部2011年重申，“一般不超过”5%。
因此，与南方科技大学脱离高考制度、100%自主招生不同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拥有自主选拔录取权限的试点高校，只能在这5%的范围内，在高考的前提下，实现部分“自主”。它们事先选中的学生仍要凭借高考成绩升学，只不过可以享受一定的降分录取优惠。
高考前提下的自主招生，走得最远的莫过于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2006年以来，教育部批准这两所大学在上海等地开展了另一项试验：主要以面试的方式开展自主招生，学生仍要参加高考，但高考成绩仅供参考。
传统名校与南科大在龟兔赛跑吗？
但对于像朱清时那样渴望招生自主权，甚至希望脱离高考完全自主招生的大学校长来说，2011年这一年里，除了南方科大大着胆子迈了一步，自主招生方面没有太大的手机版。
此前一年，北京大学11位教授联名给校长周其凤写信，希望北大率先打破“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尝试“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
11位教授指出，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等既有改革措施作用有限，分数线还是压倒性地超过面试成为招生录取的唯一依据与途径。他们建议在以中学学业和高考成绩为主要参考依据的基础上，增加多学科专家团队面试的环节，扩大教师在招生中的影响。
周其凤校长表示“完全同意这个建议”，但因招生改革事关重大，决定将信件公开，向师生、校友征求意见。
而教育部屡次强调5%这个数字，在清华大学教授孙复初看来，是对北大教授公开信“针锋相对”的答复。
孙复初认为，人们将会看到一场龟兔赛跑式的竞赛：国内一批百年名校与新建的南方科技大学的招生和办学自主性不同，但都揣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一位老教师对孙复初说过，要告诉儿孙，如果2050年明升中国出现了几所世界一流大学，就把这场赛跑的结果写在纸上，拿到自己的墓前烧掉。
然而，在明升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南方科大式的招生会是自主招生的方向吗？华中科技大学教育app研究院博士生刘进对1993年至2007年自主招生研究的词频、篇频、内容作过分析，发现词频出现次数最多、增幅最快、讨论最持久的是自主招生公平问题。
他概括的矛盾首先是教育分权与教育公平的矛盾——一方面，招生权限由政府向高校和中学转移，可能产生大量制度性寻租甚至腐败行为；另一方面，各高校的一些具体做法，可能存在去教育公平倾向，可能不利于农村和弱势群体学生参与。
刘进还指出，自主招生制度实施后，由于高校专业招生人员的欠缺，命题和面试组织经验的欠缺，自主招生试题的app性引起社会广泛讨论。比如，自主招明升m88题大多基于城市话语，对于因埋头读书而知识面欠缺、因经济原因无法培养某些方面的兴趣特长、因教育开放程度低而导致表达能力落后的农村学生极为不利。
教育部及试点高校在2011年明确回应了农村生源问题。清华大学推出“自强计划”，主要面向国家级贫困县的县级及以下中学选才，要求考生本人长期学习、生活在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或民族地区，自强不息、德才兼备。该计划得到多所高校的响应。教育部也提出，试点高校应兼顾生源质量与区域分布的合理性，向在学科专业方面表现突出的申请考生、向扎实推进素质教育的地区或中学、向农村地区中学或申请考生适当倾斜。
不过总体来说，刘进认为，在2006年复旦、上海交大改革之后，除了规模稳步增加外，自主招生制度并无大的变化，“诸多矛盾仍尖锐存在，自主招生制度仍在改革的路口徘徊”。
名校结盟掩不住暗战的火药味
在2011年，自主招生的公众关注度空前提高。这与众多名牌大学火药味十足的“结盟”和“退盟”有关。
2006年，北京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5所在京高校实行自主招生笔试的联合考试。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关注。但2011年，清华大学联合上海交通大学、明升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参与的7校联考，北京大学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香港大学等高校的13校联考，让联考升温成为公共话题。
两大联考组织分别被称为“华约”和“北约”。随后，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以工科见长的学校组建起“卓越联盟”，将两大阵营对峙变为“三国杀”局面。
这一年春季，三大联盟分别举行了自主招生笔试。过程并不像它们公开声称的那样完美。联考确实减轻了考生的成本，但一些中学校长和考生抱怨，联考不是高考前针对尖子生的一次小高考吗？就连考场的画面都与高考相似。
即使在联盟内部，也有一些高校是“迫于形势”被动加入的。有高校招生办公室主任对明升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不加入则可能被边缘化，一所学校对考生的吸引力很难与捆绑在一起的多校相比。另一方面，教育部鼓励试点高校探索多元的选拔方式，高校统一出题考试，算不算一种倒退？
更为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年底。12月1日、2日，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相继宣布，2012年不会参加联考。根据两校的解释，并非联盟内部产生矛盾，而是两校根据各自的人才培养方案，推出了新的招生改革方案，希望通过自主选拔，招到真正符合本校理念的学生。
复旦大学校方表示，反对围绕分数线做文章，甚至把招生政策作为争取高分生源的手段。该校还表示要“真正用好自主权”。
2011年下半年，由于教育部批复较迟，各大高校迟迟未能公布自主招生方案。这引起了很多猜测。一个流传的消息称，教育部可能会拆散自主招生联考。
这个传闻随着教育部官方通知的下发不攻自破。通知中的一句表态让几个联盟松了一口气，“继续探索部分试点高校联考”。
即使在联考高校内部，关于联考变相垄断生源、抢夺尖子生的批评也不鲜见。由于中学推荐自主招生的生源与高考尖子生的重合度极高，高校事实上是在高考前预先“筛选”一遍尖子生。北大和清华几乎垄断了联考能招到的成绩最好的学生，其他学校只能退而求其次。
在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单飞”之后，也有高校招生负责人私下表示，后悔没有退出联考。
质疑自主招生不等于反对高考改革
更重要的是，自主招生联考在“自主”探索方面没有明显进步。用北大11位教授的话来说，始终还是一种“唯高考分数论”的招生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即便是北大也只能被动地接受数量有限的高分考生的挑选。为了所谓“社会声誉”和生源分数线排名，各高校招生不是各取所需、量才录用，而是演变为一场拉高分考生和抢“状元”，比分数线高低，甚至比奖学金数额的混战。“我们对此十分忧虑。”
2011年高考过后，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的隔空骂战多少反映了这一现状。复旦大学首先指责“上海某理工类高校”冒充复旦招办致电考生，称学校与该学生签订的招生协议已被取消，并劝说学生更改志愿选择其他学校。上海交大则回应，“有高校招生老师在招生宣传中肆意贬低上海交大”。
火药味还体现在“华约”、“北约”的联考时间上——它们宣布，2012年的笔试都在2月11日，考生只能“非此即彼”。
既然自主选拔录取是高考制度的“重要补充”，就像针对高考一样，2011年，“市场”已经学会从自主招生中掘金。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不得不声明，清华从未举办任何形式的自主招生培训班。原因是，该校多次接到学生举报，有公司在学校附近以清华名义举办自主招生培训班。
而关于高考改革，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2011年发表了一篇引人关注的文章。他列举了两派极端观点：有人建议取消全国统一考试，代之以各高校完全的自主招生。有人则呼吁取消自主招生等高考政策，使高考回归“唯分数论”，实行全国统一命题、评卷、录取的绝对“大一统”。
他说，两派都存在显而易见的弊端。教育相对发达的英、美、俄、日、韩等国家，纷纷改革和完善考试制度，总体上呈现出“统一考试和多元评价相结合”的发展方向。这也是当今世界考试制度改革发展的总体趋势。
在“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中，明升中国农业大学是少有的不申请开展自主招生的学校。该校校长柯炳生2010年、2011年两次在该校网站撰写长文，阐述自己的观点。
在柯炳生看来，现在的自主招生实践，仍然同当初的期望相差甚远。有关高考改革，似乎形成了一种氛围，“对自主招生提出疑问，就有反对改革之嫌，就是保守”。他强调，自己并不是要否定高校的自主招生权力，更不是反对自主招生所要实现的目标，而是认为现在的做法需要改进和改革。
他说，如果每个大学都自己组织考试，成本巨大，技术上也无法实现。因此，国家必须介入，这就是全国统考制度产生的原因，美国等国家都存在一定形式的国家统一高考。“这些考试的结果，尽管不一定是唯一的录取根据，却都是最重要的根据。高分不是上名校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
这位校长不断提醒说，如果不对现行的高考制度的合理性有清醒的认识，就有可能提出一些方案，不仅不能解决高考制度现有的局限性，而且效果比现在的高考还不如；不仅不能弥补高考的短处，而且还会损害高考的长处——公平性。这是值得警觉的。
从2001年南京6所高校的试点算起，自主招生研究者刘进将2011年算作我国当前自主招生模式的第十个年头。在他看来，十年后的高校自主招生制度“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局中人必须在改与不改、大改或小改、往何处改的战略性问题上作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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