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高校自主招生政策频繁变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苦苦备考的学生。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本报见习记者 陈彬
我国2003年开始实施通过高校自主招生选拔人才制度的改革，近10年来，实施自主招生的学校越来越多，各学校政策也在不断变化。
对此，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大学根据社会变化“与时俱进”的表现，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政策变化仅仅是对过去“短视行为”的弥补。从长远角度看，高校在制定政策时，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考虑和规划。
侯平（化名）是河北省某县级中学的高中语文老师。从教几十年来，他被学生问到的问题不计其数，凭借丰富的教学经验，侯平对于其中的大部分都能作出解答。但最近几年，有一个被学生反复提及的问题却让他有些无所适从。这便是：明年的自主招生政策会是什么？为什么这些政策一年一变？
“我也一直想搞清楚这个问题，但至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答案。”侯平说。
“学生抵触的是整个招生制度”
2003年，我国开始实施通过高校自主招生探索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如今已近10个年头。在此期间，实施自主招生的学校越来越多，而与之相伴的，便是各学校政策的不断变化。
今年10月，北京大学公布了新的“校长实名推荐”遴选细则。其中新增的“不孝敬父母不能推荐”条款引起一片争议。事实上，仅最近几年，北大类似的政策变化就一直存在：2009年将5%的自主招生比例提高到10%；2010年首推“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并首次联合北航、香港大学实行“三校联考”；2011年加入被戏称为“北约”的7校联盟……
北大只是众多“善变”高校中的一员。同济大学2009年在自主招生中首次引入“综合素质面试”；2010年便在上海试点“校长直荐制”；2011年又加入八校联考。清华也在近几年先后作出了调整笔试政策、加入多校联考、推出“新百年计划”等一系列改变。
受高校自主招生政策频繁变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苦苦备考的学生。
“这种变化对学生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侯平说因为掌握不住高校招生的风向标，学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迷茫，不知道该如何备考。而由于学生对某一所高校很难有透彻的认识，他们会很自然地对国家整体的招生制度产生抵触情绪。“说白了，学生们很怀疑这样变来变去的背后，是不是存在‘猫腻’。”
2010年，上海市某机构曾对该市1400多位市民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仅有一小半受访者认为，自主招生政策的多变有利于遴选有特长的考生，而有83%的市民则害怕遭遇“权钱交易和暗箱操作”。
“我们可以接受制度的适当变化，但我们担心的是招生者的‘德’。这种信任感一旦被破坏，便很难修复。”侯平说。
大学究竟想要什么学生？
对于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多变，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大学根据社会变化，“与时俱进”的表现，反映的是大学的进步。对此，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高校招生政策当然可以变化，但我们需要追究这种变化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仅仅对过去‘短视行为’的弥补？”熊丙奇说，社会的很多趋势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如果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之初，并没有经过长远考虑就仓促决定，而当问题出现时又匆忙作出修改，这种改变根本谈不上“进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在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屡见不鲜。
以教育公平为例，不久前，明升中国人民大学在今年的自主招生政策中，新增了推荐“三代以内无大学生”的农村学生的新规，此举被解读为人大针对农村考生的教育公平进行的又一次探索。而在熊丙奇看来，教育公平问题早在国家实行自主招生政策之初就应该预见到。“2003年，农村考生问题就已经有所浮现，更何况西方大学在这方面也已经有了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但直到近几年，我们才开始重视并调整相关政策，这能算是一种进步吗？”
“从长远角度看，高校在制定政策时，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考虑和规划，对短视行为的弥补看似进步，实则极其幼稚。”熊丙奇说。
如果说熊丙奇在此问题上的看法趋近于“强硬”的话，那么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则相对温和，至少他认为，就当下的教育体制改革而言，各学校自主招生制度上的不断变化依然可以算作是一种新的探索。
郭英剑表示，近几年，无论是社会的整体形势还是高等教育本身，都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期间出现了很多不确定因素，虽然高等教育的改革从总体上看是跟不上形势的变化要求，但还是可以看出高校政策变化的一种良好的初衷和发展形势。“仅以人大此次出台的新政为例，尽管存在争议，还是表现出了比较明确的目的性。”
但与此同时，郭英剑也表示，尽管初衷值得肯定，但各高校在具体的政策执行层面，的确缺乏整体的规划。“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出各高校在自主招生问题上的总体目标是什么；我们也没有站在一定高度上，真正拿出一套成熟的规则，更缺乏可操作性的细节。我们拥有的仅仅是一个看似良好的意图，但这显然不够。”郭英剑说。
而他这一观点在熊丙奇看来，似乎完全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大学依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学生。
大学章程，法规性何在？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明确指出,各高校要“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在熊丙奇看来，之所以目前自主招生政策多变，其根本原因正是各学校对这一内容的执行力度不够。
“大学应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才能形成办学的特色，但国内大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都遭遇行政化的困扰，这是决策多变的重要原因——大学行政主导学校的教育决策，而行政追究的是当期的政绩，因此，迎合社会热点，随意调整学校政策，成为不少大学行政领导的办学思维。”他说，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建立健全大学章程，按章程统筹学校工作。
熊丙奇表示，一旦大学章程得以规范，学校便可以依据章程，成立大学理事会或教授委员会，以集体商议的形式决定包括招生制度在内的各项方针，其最大的好处便是规避了行政力量对教学事务的干涉。“规范大学章程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我们也已经有几十所学校在试点，只是现在看来，要完全走出这一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拿来主义”很难吗？
“拿来主义”是1934年鲁迅先生发表的一篇著名杂文的题目，表达的是鲁迅先生坚持批判继承、借鉴文化遗产及外来文化的态度。在采访中，这个词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两位专家的口中。
比如，熊丙奇便提到，其实在制定政策方面，我们是有后发优势的，因为国外高等教育已经十分完备，很多成熟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直接拿来用，从而避免走弯路，但我们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仅以自主招生政策为例，自主招生实行之初，国外经验告诉我们，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但学校还是要自己考，认为这才是“自主”。之后才发现这样做行不通，因为学校、学生的考试成本都太大，于是才有了多校联考；而在联考的问题上，国外经验又告诉我们，联考不能是“学科考试”，而应该基于学术知识和能力的考试。但直到现在，我们很多自主招生的考试还是和课程绑定。“拿来主义”真的那么难吗？
对此，郭英剑也表示，高等教育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国外高等教育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经验，我们拿过来用就是了，尽管这些经验需要结合国情进行一定修缮，但总体格局不需要大动。然而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去“拿”，而是拿到的却只是一些皮毛。
多年前，郭英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国内某高校曾专门到耶鲁大学学习“研讨班”的教学形式。“其实，国内每年从耶鲁以及众多名校或者高校归来的留学生众多，这些形式性的内容根本没有必要去专门学习，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他们的教学理念和具体实践方法，并将其应用到教学中，但遗憾的是，这些内容我们却很少真正学到。这样下去，我们所谓的‘学习’就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他说。
《app时报》 (2011-11-15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