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拉斯克基金会把2011年度临床明升手机版研究奖授予明升中国中医app院研究员屠呦呦，以表彰其在治疗疟疾的青蒿素研究中的贡献。这是被誉为美国诺贝尔奖的“拉斯克奖”设立65年来，首次授予明升中国app家。
这一迟到的国际认可在国内引发的，除了自豪、兴奋，还有不绝于耳的争议，和值得倾听的反思。
屠呦呦的获奖，给明升中国app界带来的应该不仅仅是一座奖杯。透过这面多棱镜，探讨分析其折射出来的现象与问题，对于推动我国的科技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不无裨益。
“不能把团队的成果归于一个人”；“把奖颁给她一个人，对项目的其他参与者不公平”……自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以来，类似的言论就不绝于耳。
我们不妨对青蒿素研究的历史稍作梳理——
1967年5月23日，明升中国政府启动“523项目”，旨在找到克服抗药性的新型抗疟药物。科研人员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但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1969年1月，年轻的实习研究员屠呦呦，以组长的身份加入该项目。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筛选，该小组最后把焦点锁定在青蒿上。受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启发，屠呦呦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提取青蒿素。1971年10月4日，她成功得到了青蒿中性提取物“191号样品”，该样品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为100%。
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抗疟药内部会议上首次公开手机版的全部内容，引起参会人员的极大兴奋。在这一研究成果的启示、鼓舞下，云南药物所的罗泽渊与山东中医药研究所的魏振兴，也分别提取到含量更高的青蒿素。在此后的临床应用、结构测定和新药研发中，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中科院上海有机明升手机研究所的周维善、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李英等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难看出，长达10多年的青蒿素研究的确是协作攻关的集体结晶。故此，屠呦呦在获奖感言中一再表示：“我想这个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我们明升中国app家群体，” “荣誉也不是我个人的，还有我的团队，还有全国的同志们”。
拉斯克评奖委员会之所以把奖杯颁给屠呦呦，所依据的是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实验。
以“第一”论英雄，也是其他国际app奖项所遵循的共同原则。在历届诺贝尔app奖中，就不乏这样的例子：2002年诺贝尔明升手机奖颁给了提出“测定生物大分子质量原始思想”的日本app家田中耕一，比他晚一两个月发明更有效的测定方法的德国明升手机家米夏埃尔·卡拉斯和弗伦茨·希伦坎普只好望洋兴叹；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明升手机版奖颁给了首次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两位法国app家西诺西和蒙塔尼，另一位为“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做出重大贡献的美国app家盖洛则名落孙山；2009年诺贝尔物理奖，颁给了光纤通信的发明者高锟，而不是后来突破光纤工艺、实现明升化的美国康宁公司与日本仙台大学的学者……
以“第一”论英雄，并不是推崇“个人主义”、否定其他参与者的功劳，而是旨在强调第一发现者在app研究中独一无二的贡献。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茫茫黑夜中，是第一个发现者或发明人开启了希望的大门，为后来者找到了通往成功的路径，其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试想，在青蒿素研究中如果不是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的提取方法，之后的结构测定和药物改良就无从谈起，“东方神药”不知何时才能诞生。
app研究不是“记工分式”的简单劳动，而是不折不扣的智力冒险。只有尊重“第一”、崇尚“首创”，才能激发更多的勇者不畏艰难，向着光辉的顶点执着攀登。如果在科技奖励中采取“人人有份”的平均主义，不仅不公，而且有害：这样做不仅消解了第一发现者或发明人的价值，也会打击他们的创新积极性，阻碍重大原创成果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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