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乐
浦家齐教授长期关注教育事业的发展，真知灼见令人敬佩，拙作能得到浦教授指正，内心深怀感激。笔者非常同意浦教授关于“当前教育所存在的问题，比钱学森所忧虑的（创新人才培养）要广泛得多”的观点。
综观浦教授对拙作的质疑，关键问题有二：一是解放前的大学制度是否为一种完备的大学制度；一是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是否可作为探讨“钱问”的依据。
笔者以为：解放前大学制度是否为一种普世的大学制度，显然是个宏大的问题，很难在一篇小文中说清楚。在此只能概括性地提几个论据：一是国内高教界的学者对此曾经有许多立论坚实、结论清晰、几成共识的论著问世，其中以杨东平、谢泳的研究影响最为广泛。杨东平教授在其著作《艰难的日出》，尤其是在其主编的《大学精神》前言中，对此有相当详细的表述。谢泳在其西南联大研究中所揭示的其时大学制度的理智和“温馨”，可以说是对解放前大学制度的理性评价，理据翔实，令人信服。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对西南联大学生生活的记述，表明那时的大学制度是值得肯定的。二是我国解放前所移植的外国大学制度，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大学制度（先是德国，后是美国），其核心理念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这种制度现在依然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大学的精神基础，说其普世应无不当。大学作为历史上仅次于宗教机构存在时间最长的组织，关键就在于能始终保持自己的传统。正因为大学是传统的，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虽然对大学有种种要求和限制，但在保证大学核心理念及其核心理念所显示的大学独立性问题上都有所克制。所以虽然解放前的大学制度在国家层次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秉持‘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但在移植制度的方向上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浦教授所说“蔡元培和梅贻琦本人，没有认为他们当时的教育体制是接近完美的”，显然无法作为这种制度不合理的论据。正如蔡元培先生虽然在北大校长任上进行了那么多的制度改革和创造，但仍然在辞职信中声称“我绝不再做这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一样，并非是他当时的环境不自由，而是他有更高的目标，有更高的教育理想。同样，现在及以前的哈佛大学校长和耶鲁大学校长，都经常强调本校或本国的教育危机，这并非表明他们的大学现在不好，而是他们都向往更高的目标。三是纵观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解放前的大学出现了许多彪炳史册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留下许多佳话，我国目前的许多著名大学，其“著名”也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审视那时的大学在其校内建立的教授会、评议会等组织，以及这些组织在大学中活动的内容和作用，可以说都体现了现代社会中民主制度的意蕴和方向。
浦教授“质疑”解放前的大学制度在解放后“学生规模扩大了十倍后”的大学中还能否应用，显然忽视了大学制度的普适性。笔者以为，大学制度与学生规模、教育规模没有关系，现在不仅明升中国的大学规模扩大了，外国大学的规模不是也扩大了吗？他们的大学性质不也没有改变吗？大学特点并不在于改变，而恰恰在于不变。至于浦教授所说“解放前大学学生鄙视劳动”的问题，笔者以为任何时期的大学都有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否认其时大学制度的理由。
对于浦教授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亦即“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是否可以作为探讨‘钱问’的依据”问题，笔者以为大学是一条河流，其发展是具有连续性的，今天的大学制度和形态与历史上的在没有经历颠覆性变革的情况下，是具有必然的逻辑联系的。具体到我国，笔者以为，虽然当前大学在教育规模和办学条件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决定大学制度和品质的教育理念和思想意识方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三十年前，大学被视为是应该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工具；目前，大学依然是被看成应该满足社会某方面需要的一种工具。三十年前，大学被视为政府直接管理的一个准行政机构；目前，大学依然是被看成需要服从政府领导的一个有行政级别的“事业单位”。三十年前，大学里是领导说了算，教师和学生基本上只是领导指示的执行者；目前，大学里的“官本位”现象更加严重，已不仅是简单化地领导说了算，而是“权、名、利通吃”。现在大学中的许多问题虽然发生在当下，其根子却在历史深处。要解决现在大学中的问题，就要首先解决解放后前三十年时期大学中存在的问题，亦即关于大学为何的基本观念问题；否则，今天的大学发展就没有思想根基。现在大学中的“官本位”体制和风气，实际上是封建社会中的“官贵民贱”、“有权就有一切”等封建思想的表现，其精神意蕴与作为现代社会标志的民主体制中的民主、app、公平、理性是完全隔阂的。浦教授文章后半段所说的现实高校中的种种不良现象，实际上都是“官本位”体制的产物。要消除大学中的“官本位”现象，就必须消除“官本位”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要消除这种思想根源，就必须批判隐藏在我们社会中的封建思想，而这些封建思想在前三十年时期就已经潜伏在我们的大学之中，这就是笔者选择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原因。
浦教授所言“近三十年来我们已经扭转了这种偏差”，笔者以为与现实尚有距离。虽然我国大学近三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教学条件和办学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但在办学思想和教育观念方面并没有进行深入反思和革新，大学的本性并没有被彻底改变，大学应承载的文明社会、教化天下的价值和意义并没有被充分认识，教育理应承担的培养良好文化素养人才的职责，还往往被一些权宜性、功利性的目标所抑制。
没有对封建思想的革命，不在高教领域中进行批判封建思想的活动，没有对传统大学思想的突破和革新，大学的真正改变是不可能的。
（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
《app时报》 (2011-1-14 A3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