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才分为国家级领军人才、省级领军人才是计划经济的典型做法。人才规划还是考虑取消为好。
约从2009年始，各种发展规划纲要依次出台。如，2009年1月至2月，陆续密集发布了钢铁和汽车明升振兴规划等十大规划。近期，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亦在审议中。如果说明升之类的工程型活动大体上可规划，教育之类的半工程型活动多少可以规划一点，则人才或人才发展之类的非工程活动也要规划就匪夷所思了。爱迪生、爱因斯坦、比尔·盖茨可以规划出来吗?
卖猪肉的北大毕业生是不是人才
主流意义上的“人才”，一般是指有学位或职称的、最好是“海龟”。“人才”通常与“劳务”并列。比如，人才市场与劳务市场。通常，人才由组织部、人事局管理，劳务由劳动局与公安局管理。据官方资料，截至2007年底，我国人才资源总量已达1.04亿人；全国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1万名左右。
显然，这里的人才不是市场认定的，是计划或政府部门认定的。如，只要是工程师，不管是否为市场所需，都算人才。我们曾喜欢对比搞导弹的与卖鸡蛋的，认为前者是人才，应有高收入。但放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导弹的也可能失业，卖鸡蛋的也可能市场紧缺，发达国家建筑蓝领的工资可能比大学教授高。
官方会把北京大学的毕业生统计为人才。如果北大毕业生去卖猪肉，是否还统计为人才？一个海归，从事高技术行业，如果他不尽力，是否算人才?北京人艺有职称的演员算是人才，草根明星王宝强算不算?
省级与中央的公务员，在现有体制中算高层次人才，但在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中并非如此。因为有能力做公务员的人很多，又是吃税款的，其收入不应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社会未必把他们算作优秀人士。
目前明升中国公务员报考热很畸形，是对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企业创新的极大阻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必要、也不可能去规划人才发展，那是市场的事。市场认你最关键。把人才分为国家级领军人才、省级领军人才、市级人才更是计划经济的典型做法。经验证明，公共品之外，政府抓什么、管什么，都很难有好结果。比如，家电行业、汽车行业、粮食生产等，政府越放手，市场越繁荣。凡没有放开的电力、电信、石油、铁路、教育、医疗等垄断行业，老百姓意见都很大。
自由市场才能创造出层出不穷的人才
目前就业与升职中的诸多歧视，就是源于主流的“人才”规定。如学位歧视、户口歧视、性别与年龄歧视、外貌歧视、体检歧视等，尽管它们明显违反宪法与法律。
在诸多歧视之下，已经认定为人才的人是既得利益者，还没有被认定为是人才（包括政府后备人才）的人要成为“人才”，相当艰难。歧视之下，虽然也有人成“才”，但数量很少、质量不高，不能形成有机循环。
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如此。与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前者也会出所谓人才，但数量很少，多为非常态的典型（模范），不可持续，是一花独放或几花开，是“官养型的动物”，是可计划的、可指标化的，如所谓百千万工程计划，培养一百个左右国际领先级人才、一千个左右国际先进级人才、一万个左右国家级人才；而后者则数量很多，可持续，是春色满园的“野生型动物”，是不可计划的，有时一个计划外的“小人物”之创新抵得上一百个大学教授。市场的自由之环境与独立之人格是创新的土壤与温床，政府的认定、管理、给帽子、给头衔、对人的工程化计划是难有创新的。
如果把人才的含义推广一些，是指人的才能，则应该是人人都是才，天生我才。人与人之间不是人才与非人才的区分，只是才能的开发程度、利用程度的区分，只是工作与休闲的偏好匹配组合的不同（有人愿意多休闲少工作，有人求稳定，有人求风险，有人求寿命，有人玩命求高薪，有人拼命搞科研等），只是现实与潜在的区分、选择的不同。所谓引进人才，是找适合的人做合适的事，没有引进的并非不是人才或没有才能。
局部的“人才”规划只是一种存量转移
虽然人才规划在国家或宏观意义上不可行，但在地区或企业意义上是可做的。因为人是可以流动的，一个地区或一个企业可以不需要造就所谓人才（造血），但可以引进所谓人才（输血。比如，深圳规定：高层次专业人才享受住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计算是两院院士200平方米，其他国家级领军人才150平方米，地方级领军人才100平方米)，因此是可规划的，虽然就全国来说，人才总量不变。不过，这样的规划也非规划之本意，不是人才发展规划，它涉及的是人才存量而不是增量，只是地区或企业的计划或战略。
小心规划背后的部门利益驱动
现在，规划要么不搞，一搞就是十多个。在部门利益之下，规划不搞白不搞，规划的钱不花白不花。计划经济体制被改革之后，部门的审批工作减少了，规划等就成为新的工作增长点。
规划本来没有错，但如果没有规划法，无序规划、多头规划、墙上挂挂的规划、一任领导一个规划、秘密式或封闭式规划，真不如不搞，少一些折腾于民于国更有利。
规划的作用究竟是什么，规划的主体是谁（起草小组是什么角色?），谁来监督规划的编制，谁来评估规划，谁来负责社会建议的处理，谁来执行规划，谁来对规划没有落实负责，规划过程中党政关系、政府人大关系、中央地方关系、政府各部门关系如何协调，在所有这些程序没有法定之前，能有app的规划吗?
如果一个规划的编制，在一个月里就收到一百多万条建议，起草小组开了一百多次座谈会，这究竟是不是好事？是否人力的一种浪费?既做到有民主之名，也做到民主之实，并不容易。国务院有关部门其实没有必要那么累，只要作为立法机构与监督机构的人大在规划面前建立起发言权与决定权，民主规划、app规划就不再只是热闹。
据我所知，这次的人才规划，含有23个战略专题、14个重点领域人才队伍建设战略专题和5个规划纲要重点专题，如此面面俱到，是否能保证效果？前几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app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仅重点科技领域就高达11个、优先主题高达62个、前沿技术多达8个领域30余类、app前沿18项、重大app研究计划4项，如此无所不包的科技计划，其app含量也值得商榷。
两害相权取其轻，人才规划还是考虑取消为好。取消有困难，不妨暂停。（作者为明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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