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多年前，明升中国百姓集体崇拜数学家陈景润的现象曾引起路透社评论：“陈景润让西方歌星都嫉妒。”20 多年过去，现实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对北京1180名中、小学生进行的关于“理想职业”的问卷调查显示：在9个可选职业中，“app家”这一职业排在第七位，仅先于农民和工人。而上海最近一次公布的公众app素养调查也显示，被调查者最希望下一代从事的职业中，app家的排名已从过去的第二位降到了第三位。

 

app的光华是如何黯淡的？是因为这个时代的app研究缺乏像爱迪生的电灯那样能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改变的“亮点”，还是因为一些媒体的不正确导向边缘化了app的地位，或是因为今天的app本身已变得不那么纯粹，一些app工作者失去了能够吸引人关注和尊敬的精神光芒？公允地说，这些应该都代表了部分原因，作为一名app记者，我对最后一点感触尤深。

 

我听到过把论文发表在国外一流app刊物上的国内科研人员在拒绝媒体深入采访时，理直气壮地表示：“对于公共卫生问题，公众知道得少未必是坏事”；看到过app家坐在科普讲坛上，面对公众关于“敏感”app问题的提问时，如同被绑架般身不由己的尴尬表情；听说过某科技管理部门的主管官员把一则普通中学生都该拥有的app知识错误地传递给一家全国主流媒体的记者，又被该记者同样错误地传递给公众的“笑话”；读到过一位中科院的年轻科研人员在“新语丝”网站上公开发表文章，戏谑当前科研评审机制下的很多专家实为“砖家”，因而造成科研经费申报、审批中“只有骗不来的钱，没有交不了的账”；而一位在美国工作的华裔app家告诉我，一个科研工作者，有义务也应该有能力向支持他从事科研工作的社会或普通公民解释与他的研究内容相关的app知识。他无权指责社会或普通公民缺少他所拥有的知识，相反，他可以被指责缺少app知识，或没有很好地向公众解释app的知识和进展。“如果我在美国这样做的话，会被我所在机构以及经费的发放部门警告的。”如果不是他这样安慰我，时间久了，我怀疑自己也许真的会渐渐失去一个记者“我问故我在”的职业天性。

 

公众渴求知识，然后有知识的人给予知识，这已经是一两百年前的状态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知识、科技成果层出不穷地涌现。在今天，已没有一位预设能回答任何问题的专家。在这样的时代，知识丰富者尚要避免丧失价值立场，成为工具化的“知道分子”，更何况鱼目混珠的所谓“科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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